第二天早上，我一如既往地走在充满脏话的大街上，心中满是惬意。进了学校门，就是学校人。另一位学校人冯圆气冲冲雄赳赳地把我拉到女厕所，贴着我的耳朵，带着兴奋带着羞涩，小心翼翼地说：

“跟你说，我来月经了！”

我一听这事就来劲，我最喜欢打听人家的隐私，兴奋地只舔嘴唇，赶忙问：

“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她把头低下，咬着嘴唇，说：

“就是晚上嘛，我忽然觉得，那里，好象有东西流出来，我拿手一摸，全是血。搞得我都不敢动了。我又不敢跟我妈说，因为她睡着了。而且，她跟我爸睡在一起。早上吧，我就偷偷拿了一袋卫生巾，垫上了。咋办呢？今天还有体育课！”

我向来是那种正派善良的好学生，一听这话，关系到个人安危，我可不敢怠慢，严肃地说：

“我认为这件事，还是应该跟大人说。首先，你就应该跟体育老师说，她是过来人哪。其次，你一定要跟家长说……”

等我一口气说了五次“一定要跟家长说”之后，她终于不耐烦了，脸上露出了敷衍的表情，伸出五个又粗又短的指头，说：

“听了你一番金玉良言，我已经对月经，有了很深的了解，我一定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战胜月经的。”

蓝鹃和杨非雪也来上厕所，杨非雪亲热地拉着我的手，把我们扯到厕所旁边的芭蕉树下，一点都不羞羞地说：

“我的姑妈来了！”

我连忙问：

“你姑妈好看吧？”

她们一群女生，戳我的头说：

“姑妈就是月经！”

冯圆总算找到了一个同党，赶紧与她交换心得：

“来的时候你有感觉吧？”

“没有喂！”

“我也没有！”

听到她们两个成熟的“女人”，说一些我插不进嘴的私房话，我恐慌地问：

“来月经疼吧？”

她们一个说疼，一个说不疼，听得我更是紧张。但我还是觉得很庆幸，有她们两个带头，我从此就不怕“姑妈”了。因为我既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第一个，那种前无古人的感觉太恐怖了，总觉得自己不太正常，又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好象给后面来“姑妈”的人当了垫背的。最后一个，也觉得自己不正常，看到厕所里散落的卫生巾，说不定还会触景生情，挥泪如雨呢。

我这个人比较奇怪，生来就对月经有所了解，只是没有料到，过了十二年，才等到了和同学谈论这项事务。

两个发育超前的“女人”走了以后，我和蓝鹃冷了一会儿场，她忽然想起什么，冷不防地说：

“哎，对了，政教处的老师，让你去政教处走一趟。”

晴天哪，霹雳哪！记得一次音乐课，老师见我们太吵，便揪出两个典型，把他们送到了政教处，听说还记了个什么大过，他们两人回来的时候，已经哭得屁滚尿流，据说政教处的梁老师，眉毛从来都是吊着的，他嗓门的分贝比我大十倍，最近我好象没犯什么错误啊！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政教处。

政教处里，两个老师，三双眼睛注视着我（一双是眼镜），百闻不如一见，我终于见到了如雷贯耳的梁老师，男的，很壮。梁老师伸手就塞给我一个16开的蓝皮本本，并告诉我：

“是这样的：以后你就当文明监督员，每天早上七点半，中午一点半以前，就得到校。在后门站岗，拦拦家长，逮逮迟到的，顺便抓一下没带红领巾的。好了，你先去值勤吧。”

小时候，我只要没戴红领巾，就撒泼，连哭带爬连嚷带闹，假装在书包里找红领巾。再假装找妈妈，喃喃地念叨着：“咦？我带了呀，怎么丢了呢？”再梦游似地走出学校，再等着值勤的姐姐哥哥们询问别的同胞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去。但知音好找，机会难求，我这一招，总是换来迟到加没戴红领巾的“罪名”。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些值勤的姐姐哥哥们是多神圣啊！当然，更多的是凶！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与我的死党冯圆杨非雪等人分享时，她们不屑一顾地说：

“哼！连看大门的都不是，还是个看后门的！”

我满心激动地到校门口站岗，享受着同学谄媚的微笑。不多久，有几个自称也是文明监督员的人来了，看他们的个头之小，实在不像。忽然，从值勤本里掉出来几个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四个值勤牌牌，红底黄字，闪闪金光，我的自豪又加了一成。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他们分别是二年级的值勤一号，三年级的值勤二号，四年级的值勤三号，我是四号，五年级的。二号和三号好象是老相好，不顾男女有别，一见面就亲切地扭打起来，目的是不当“猪头”。

他们看我对值勤的事好象一无所知，就自愿当起我的场外指导，意思是说，他们指导，我干活。

由于上一届的文明监督员比较尽责任，把想横穿校园的家长都吓退了，所以，半天也没见一个违规者。

正在我发楞的当儿，忽然听到三号咬牙切齿地一声：

“快逮！”

哦，那是一个身穿红上衣的中年妇女，烫着“波浪头”，正徐徐地向学校走来。这是我的第一次逮人行动，决心“首战告捷”。我鼓足勇气，向右大跨一步，成“大”字形拦在她面前，尽量友好地说：

“阿姨，家长不许进学校！”

那人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竟一点也不畏惧，一脸不耐烦地推开我的手，径直朝校园走去，我忽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景象：四个值勤队员一齐抱住一个家长的腰，气势雄伟，势不可挡。见她越走越远，我赶紧冲上去，抱住她的腰，感觉不太好，她的腰上好象戴了游泳圈，因为腰粗，所以我抱得很困难，那妇女当然左右挣扎，摇摇晃晃，嘴里还念叨着：

“造反了！放手！”

我一个弱女子，要抱住她，不是等于蚂蚁抱树吗？她终于掰开我的手指，骂骂咧咧地走了，走之前，还不忘瞪我一眼。

我刚想追上去同她理论，值勤一号说：

“她是老师！”

果然，几位同学朝她敬队礼。我不禁涨红了脸，没想到第一次值勤，就错拦了老师。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过了一会儿，过来一个女学生，似乎是隔壁高中的女学生。她长得好看，看起来像个好学生，她脚步急促，面露难色，边走边看表，现在的确快到上课的时间了。唉！救人诚可贵，可不挨老师的骂当然价更高，于是我只好狠下心来，拦在她面前，甜甜地无可奈何地说：

“姐姐，你不能进去！”

那姐姐当然吃了一惊，在地上直蹦，都快哭了，实在憨态可拘，她心急火燎地说：

“哎呀，就让我过一下嘛！”

旁边的值勤一号说：

“就让她过吧，她是我们班周鹏的姐姐。”

我只好放过了她。令我有点愤慨的是，她竟然没跟我握手就走了。

我放过了她，梁老师会不会放过我呢？

那姐姐走了没一分钟，政教处的梁老师就气冲冲地过来了：

“你们怎么看的门？刚才我看见一个高中生跑过去了……你们好好看着，我去前门。”

这时我才意识到前门与后门本质上的不同：首先，样子就有很大的不同。前门金碧辉煌，所有荣誉称号，都挂在前门；而后门，可怜巴巴的一个小铁门，锈迹斑斑，贴满了补习班的招生广告和“今天食堂供餐：珍珠丸子，红烧田鸡……”；其次，来开会的大人物和拍摄校庆的摄影师都从前门走，而后门进出的只是些为了上学不迟到走捷径的高中生，以及马上就要迟到的抄近路的职工。

这时候，我都懒得看值勤一、二、三号了，因为他们肯定和我一样的动作：紧紧地靠在墙壁上，紧紧地咬着下唇，紧紧地低着头。

听完了梁老师长达几分钟的训话，我立刻批评那些值勤者：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拜托拿出点专业精神好不好？”

于是，低年级的小鬼们，只好在我的胁迫下，与我签定了不平等条约：如果碰到男的，就由他们三个一块儿拦，因为男的力气大；如果碰到女的，就我一个人上。

话音未落，就看见一个男的，正大步流星地跨进校门。但我身旁的一二三号，仍没动静，我赶紧推他们一把，可他们仍然紧贴墙壁，头冒虚汗，紧握拳头，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那男人走过，无奈，我只得快步走上去，拦住那中年男子，露出最甜蜜的笑容，说道：

“叔叔，对不起，家长不能进去！”

那叔叔倒挺友好，停下脚步看着我，这时我才看到他的面目是多么恐怖：眼睛虽小，但全部都是红的，我向毛主席保证，这是全世界最红的眼睛。他开口就是一口痰，这痰黄中带绿，绿中带红，彩色斑斓，红色占地面积最大。他的鼻子上还塞了一个纸球，也被血浸红了，他道：

“我从这儿过一下。”

我强忍住恶心，更加卖力地笑着说：

“那也不行，这是学校规定的。”

那人不耐烦了，又吐了一口痰，说：

“我过一下都不行？！”

吃硬不吃软？我只好严肃起来，义正词严地说：

“那也不行，这是学校规定的。”

他只好搔着他已经不剩几根头发的头皮，走了。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我瞪了那几个不负责人的值勤者一眼，表示指责。

迟来的预备铃终于响起来。终于可以开始我最喜欢的一项运动：“逮”迟到的人。

这个“逮”字，是有讲究的，不能打草惊蛇，也万不能漏掉一个。一般迟到的人，总是躲躲闪闪，不敢进门，总是躲在门后（因为上课铃打了之后，后面的两扇大门就要关，只留下一道小门，好象给狗通过的小洞），而我们也在门后，所以变得有点像藏猫猫，只有一门之隔，对待这种逃避检查的“亡命之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埋伏”。

我们先派一个人假装回教室，其余三个躲在大门后面，等他一进来，就一扑而上。

一号当侦察兵，到门口望一望，只听他低喝一声：

“有‘鱼’啦！”

果真，话没说完，就看到一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胆怯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一看到有“鱼”，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感，刚才的屈辱已经一扫而空。三号刚才的懦弱，也已经一扫而光，他喜滋滋地阴笑，凶巴巴地问道：

“小孩，几年级的？”

哼，欺软怕硬！这个小孩多可怜啊！看她哭得鼻涕已流三千尺，我实在不忍，弯下腰，很阴森，但我自己以为很亲切地笑问：

“小妹妹，你是几年级几班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到这个本子上好吗？”

这招果然见“笑”，她破涕为笑，但鼻涕还是有的，流量也不在少的。她把本子接过去，挺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地写上去。我也没太在意，直到她把本子还给我，我才发现，本子上多了两坨不知名的液固体，有点像果冻。

由于这次“逮”得太顺利，所以不是太有快感，有点扫兴的感觉。远远地，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我兴奋地对部下说：

“实行X计划，预备——卡木拉（开始）！”

所谓“X计划”，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逮”人的“终极必杀技”。

于是，我们全面埋伏，只等那人出现。终于，脚步近了，我喊道：

“三、二、一，出击！”

话一出口，三二一号就不约而同地跳了出来，还有音效：

“当当当，当——，你是几年级的？”

迎面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出去倒垃圾的前辈：门卫爷爷。他与我们这群看门的有所不同的是，他有老伴。据说，他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因为程度差，所以留了五十多级，至今还没有小学毕业。学校看他老实，就派他守后门，他的老伴是守前门的。

幸亏老爷爷饱经风霜，反映不算激烈。只是手里的撮箕掉了下来，口中当然也得念念有词：

“越来越不象话了，连老人都欺负，让……评评理。”

老人家应该是被尊重的，这个时候，我们露出几个讨好专用微笑，是免不了的。

正当我们道歉的当儿，另一个迟到者已经来了。还是条“大鱼”，光就身高而言，就可以断定他起码上了三年级，恕我直言，他长得有点呆头呆脑，像“下岗馒头”，我们几个欣喜若狂地上去把他团团围住：

“你是几年级的？叫什么名字？”

话音未落，那迟到者的妈妈就赶来了。一看她就是那种泼辣型的，一定不好欺负。大概是因为她在更年期，所以看上去随时准备发火，而我们就成了她的导火索。

她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连推带搡地拉着他的儿往教室里走。我一把拉住她说：

“不能进，他迟到了！”

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竟引起这妇女的一堆话：

“什么迟到了？还不到8点呢！门刚关就把我们小孩拽到，什么玩意儿嘛，我找你们校长去！我们小孩还要上课嘞，哪有这样抓人的？什么世道啊……”

只见她不仅声音配得好，面部表情也十分丰富，从刚开始的冤屈，到后来的愤怒，实在使人联想到愈战愈勇。到最后，我们都被训得动都不敢动。

感情脆弱的值勤一号，吓得眼圈都红了，当然更多的是愤怒，更更多的是委屈。

看到自己亲爱的战友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怎么能苟且偷生呢？于是我从幕后走到台前，与劲敌展开了殊死的吵骂：

“本来就是学校规定的嘛！凡是打上课铃之后进来的，都算迟到，而且我们门关了好久了，有本事你去找校长啊！”

我把值勤本塞给了一号，专心致志地和她对吵起来，说不定，“吵架王”就是这样诞生的呢。

那妇人还真来了劲，拿出中年妇女的看家本领，一搡我的肩膀，骂道：

“咋啦咋啦？门一关，就把我们小孩拦到外头，也太不象话了，现在才几点哪？”

我趁她骂得高兴，快速地拉开迟到者的书包，取出一个作业本来，把他的班级姓名记在检查表上，再把书放进书包，干练地说：

“你可以走了！”

登记完了，我们也就无心跟妇女吵架了，看着她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这时，期待已久的上课铃打响了。这意味着我们长达半个小时的值勤任务终于结束了。

刚想回教室，忽然，觉得背后有人影晃动，我喊一声：

“各位稍等，还有人！”

猛一回头，依然是黑色紧身衣，金色小皮靴，“我”来了？

唉呀呀，姑娘我一来就忙着解决公事，先是帮妇女解决生理卫生问题，心理卫生问题，后是帮助政教处的领导解决治安问题，竟然忘了解决个人问题（请不要误会，我有追求者，我没有屎尿），忘记交待龙超毁掉光盘。而神姐又是危险指数极高的人，看来今天我着实不能放她进校，我严肃地拦住她，说：

“同学，你迟到了，不能进校！”

她嬉皮笑脸地龇牙咧嘴，道：

“我昨天晚上闲逛了一夜，感冒了，去打针了。”

我当政二十分钟，还从没见到过这样会耍赖皮的人，我身为“副本”，为有这样的“正本”而感到羞耻。我颦起眉毛，如果我再黑一点，就可以演包青天了：

“针眼呢？给我看看！”

她应对道：

“打在屁股上。”

谁不晓得我强词夺理是出了名了：

“感冒了是吧？咳嗽两声给我听听！”

这时，一二三号已经把我团团围住，二号关切地问：

“组长，没有人迟到没关系，你不用这么……”

三号打断他的话：

“组长，你是不是想逮人想疯了呀？”

哦——我倒吸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一口气：原来她能隐身呀！

说话间，神姐已经向远处的辣椒摊跑去。原来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起码她跑步的姿势比我难看，有点像鸭子，腿翘得老高，小腿打在大腿上，掀起一阵阵灰尘。她拾起一个个尖嘴红辣椒，专程跑到我们面前，把红辣椒对准我们，一阵扫射。

我问：“你干什么？有病！”

她道：“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小龙小凤，我们是穿梭在电子世界中的龙凤双煞！白色的明天等着我们，就是这样——喵！咻——”

卖菜的妇女“呼哧呼哧”地跑过来，逮那忽然出走飘浮在半空中的红辣椒。我敢打赌，今天她同她老公困觉时，一定会讲这桩怪事。

关大铁门的时候，我看到地上一个被踩得稀烂的红辣椒，我忽然发现它很像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