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吾图的医院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占地倒是挺大的，两排平房夹着个大院子，中间还有升国旗的地方。国旗两边，一边种着两三亩向日葵，另一边是大棚韭菜地。

医生也不少，一人一个办公室，严肃地坐着。但没有可以让你挂号的，划价的，取药的。要看病的话，一个大夫就可以给你包完。

他们会很严肃地给你切脉啊看舌苔啊量血压啊什么什么，再严肃地拿听诊器前前后后听个没完没了，然后更严肃地给你开药。你要是对病情有什么疑问的话，越是问他，他越是什么也不肯说。

他严肃地从他自己左手边的抽屉里摸半天摸出一个玻璃瓶，严肃地拧开盖子，往左手手心里倒出一把白药片，然后用右手手指在那堆药里点点点点点……非常负责地数出一百到两百粒（足够你再病五次的），剩下的原倒回瓶子，再很大方地“刷——”地从正在看着的杂志上撕下半页纸，严肃地给你把药整整齐齐包好——“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太可疑了，我那点小病，吓都给吓好了。

除了开药以外，他们还会给人挂吊针。对了，我对别人说，那些医生开药开得让人真不放心。听的人一般都很吃惊。原来到目前为止，所有人中还只有我一个人享受到开药的待遇。而其他的人，一进医院，二话不说，先给你戳一针挂几瓶吊针再说。管你大病小病，反正只有吊针。

果真如此。当我第二次和那个医院打交道时，就没那么幸运了，也老老实实给灌了两瓶。

那次生病是我跟着一些人到河上游一个叫汤拜其的水库打鱼引起的。那群人里其中有一个话特别多，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总是很严厉地给我安排各种工作，我估计这人一定在乡政府上班。我站在河心齐腰深的地方帮助拉网，冻得牙齿打颤也不敢松手，因为大家都没有松手。但那个人还是不满意，嫌我网拉得太低了。真让人生气，因为我个子只有那么高。我只好抱怨说：“我要感冒了！”

他回答得挺慷慨：“我给你报销医药费。”

结果我真的感冒了，回家就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妈把我弄到医院。没想到，那个人也在那里奄奄一息地挂吊针，于是我就不好意思提醒他报销医药费的事了。

令人诧异的是，在那个医院里，我居然和乡政府的干部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挂同样的点滴，坐同样的冷板凳，同样问不出自己的病情如何，并且同时挂完点滴。最后又同时发现：医院里的所有人都下班了……他们不管我们就下班了倒也罢了，居然连门都不锁就下班了！

那一位真不愧是乡政府的干部啊，见多识广，处惊不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互相给对方取出了针头。

总之，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自己想想办法得了，没事少去医院，怪麻烦的。

除了医院以外，喀吾图还有一个地方能够看病，是个私人诊所，挂出的牌子上写的是“专家门诊”。

这个专家听说是喀吾图医院过去的老院长，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我们都管他叫“胖医生”。既然是胖医生，肯定就是说他很胖喽。所以我们很少想到去他那里去看病——他实在是太胖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胖成这样呢？自己的身体都没法保重，这样的医生能让人信任吗？

如果说，在喀吾图我见过的最胖的女人是温孜拉的妈妈，那么，我见过的最胖的男人就非这个胖医生莫属了。怎么说呢？他裤子的一条裤腿，就够我宽宽松松地改一条连衣裙穿了。但是这个比喻一点儿也不好，他的裤子总是那么脏。

不过，这个胖医生两三岁的小孙子却漂亮得不得了，一团白雪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睫毛又翘又浓又长，总是给剃成光头，只有后脑勺那儿留了铜钱大的一撮头发，编了根细细软软的小辫儿，还扎着红头绳儿。一天到晚，这个肉乎乎的小东西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再连滚带爬地跑过来。他的胖爷爷从边防站（和他的诊所就隔着一条马路）挑水回来，走了没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这小孩子便歪歪扭扭冲过去，一路上不停地摔着跤。终于跑到跟前，小身子一纵，两只小胳膊紧紧搂着爷爷的大胖腿，整个身子吊在上面，铃铛一样笑得脆生生的。

我在村里走，只要一看到这小东西，就忍不住一把逮过来，捏他的脸，拧他的小鼻子，再拽着他的小胳膊拉了又拉，看看到底是不是假的……怎么会生得这么漂亮呢？为什么胖医生又那么……

那次喀吾图乡医院的吊针弄好了我的感冒后，鼻子就一直囊囊地堵着。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胖医生，就顺口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他慎重地想了想，又慎重地说：“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多么专业的名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小瞧他了。

我决定去他那里看病。

他的诊所的牌子挂在村头马路一侧的土墙上，白色的，一尺见方，上面一个细弱无力的红十字，下面“专家门诊”四个黑色汉字，再下面的哈文字母是绿色的。

我绕着院子围墙转了一大圈才找到入口。那是墙上的一处豁口，豁口处一上一下横担着两根木头，算是大门——我们这里的绝大部分人家的大门都是这样的，只挡牲畜不挡人。我从木头中间翻过去，进到他们家院子里。胖专家十三岁的小儿子正光着膀子在院子角落的空地上夯哧夯哧地翻打盖房用的土坯块，阳光热烈地投在他黝黑明亮的脊背上。院子里的一群母鸡冷不丁看到来了个生人，一个个乍乍乎乎地扑腾着翅膀往院子西面那片菜地飞奔而去。

只有院子北侧的那套土坯房粉刷了石灰，还挂着白色的门帘，于是我对直往那里走去。推开门，发现横着一条短短的走廊，走廊对面和两边尽头各有一扇门。我循着声音往左手走，果然，一推门就看到胖专家稳稳当当地坐在一张过去年代才有的那种淡蓝色木漆长条桌后。哪怕是很稳当地舒服地坐着，他仍不住地喘着粗气，好像就那样坐着也是极累人的事。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给孩子拿药的父亲，他正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给胖专家描绘孩子的病症。胖专家哼哼啊啊地答应着，不时浑浊地咳嗽一阵。我在房间里一角远远坐着，努力忍受他嘴里那股浓重的令人不快的味道。并暗暗决定，呆会儿轮到我时，一定要拼命找话说，尽量不留给他张嘴的机会。

那边，我们的胖专家已经在开药了。他迟缓犹疑地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想了想，又伸进长裤口袋，很仔细地摸索了一阵，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来。然后细心地找到其中一把小的，看了看，再翻个面又看了看。凝视五秒钟后才确定正是这把。接下来再以一种慢得令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将钥匙插向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上的锁孔……亏他蒲扇似的一双大手，捏着那么小的一枚钥匙，开那么小的锁。由于总是瞄不准锁孔，喘息越来越急促……我真想冲上去，一把抢过钥匙，三下五除二替他打开算了。

后来总算打开了，为此他都笑出声来了。然后微笑着抬起头，仰着下巴，伸手进去摸索。再一拖，像变戏法似的拖出来一条长长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一串花花绿绿的塑料包——哦，是“儿童感冒冲剂”。他又接着在抽屉里摸，摸出一个老花镜，端端正正戴上。然后用圆圆粗粗的手指捏着那些串连在一起的冲剂包，一个一个，慢而认真地数。当数到十五或二十包的时候，不小心数差了，只好从头再来。那个坐在对面的父亲也帮他一起喃喃念着：“……八、九、十、十一……”——看着两个大男人如此耐心而郑重对付这么一个两位数内的数字，实在有趣……

他们就那样没完没了地数啊数啊，听他们数到三十包时，心里不由得同情起那个可怜的病孩子了——恐怕他的病好过十天之后，还在不得不努力服用剩下的……

终于数完了，我们的胖医生一手捏着数出来的最后一包药，另一手慢吞吞地摘掉眼镜，又慢吞吞地在抽屉里摸半天，这回是一把剪刀——他的抽屉真是百宝箱一个。

剪刀当然是用来把那些连在一起的药包分开的，可他一剪刀下去，却把一包药从中间分开了，细碎的药粒撒了一桌子。看来，眼镜摘得太早了。

他嘟噜了两声“不”，慢吞吞地把那些撒落的颗粒在桌面上聚拢成一堆，从一只手抹到另一只手的手心。

我当然会认为他要把它们扔弃不要了。但是他只是那么撮着，一点儿也没有想处理掉的意思。

接下来我想他也许会找张纸什么的来把它包起来吧！他也的确试着这样做了，他东看看，西看看，又在空空的桌子上摸了摸，最后作了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手势，直接把这撮药粒从自己的手心倒进了那个可怜的父亲手心里。

接下来我又想错了——他给人家弄坏了一包药，总该会给人家再补一包吧，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剩下一长串药有条不紊地全部收了起来，给抽屉仔细地上了锁……

那倒霉的父亲用手心捏着那撮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只好伸出舌头把它舔掉了。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要不是我还处在惊奇之中尚未反应过来，就早溜了……

我想我至少还得再修炼二十年才能达到当地乡亲们的功力。现在还不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动不动就大惊小怪……

于是我就绝口不提生病的事了，我直接找他要螺旋霉素。

这回倒很顺利，除了贵一点，倒是没出什么意外。

但是找钱时他少给我找了三毛钱。

其实也就三毛钱而已，我会当是他上了年纪，不小心找错了。我站起来要走了，可他这时偏偏要给我解释一下：“那三毛钱是手续费……”

手续费？没听错吧？我自己来买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没让他诊断，没让他动用他的专业知识开药，哪来的手续？

他想了想，又说：“是挂号费。”

我捏着那盒药从他家出来，顶着大太阳想了很久。他们家的鸡也不怕我了，围着我刨土扒食的，还啄我的鞋带，扬得我裤脚边上扑了一圈白白的灰。他家的小儿子还在阳光下安静地、汗流如瀑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