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四年

星期三 三月十七日(?)

在埃德蒙·葛斯举行的宴会上,维尔哈伦坐在M先生和H·德·R中间,他对M先生低声说:

“……要知道,我嘛……我可以向您承认……其实,只有我自己写的东西,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M先生立刻答道:

“同我完全一样……况且,甚至我自己写的东西,也引不起我多大兴趣了。”

维尔哈伦一听,吓了一跳:

“嗳!对不起!这绝不是一回事儿。我自己写的东西,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强烈的兴趣,您明白吗……甚至由于这种缘故,我对别人的作品才不大感兴趣了。”

这次对话,是次日维尔哈伦在特奥·冯·赖塞尔贝格画室里叙述的。他补充一句:

“过了一会儿,M先生又对我说: 何况,我现在创作,完全是一种习惯行为了。”

《米歇·科尔哈斯》一文刚写完,我们又埋头读起《冯·O侯爵夫人》。毫无疑问,我有了进步。拉丁文也如此。今天早晨,我读普林尼的几封信和卡图卢斯的几首诗,就觉得容易一些了。萨卢斯特的作品就摆在眼前,我一改完《菲罗克忒忒斯》的德译本,就要立刻重新捧读。还要准备“论戏剧”这个讲座,真无聊。我对戏剧有什么看法,连我自己都毫无兴趣!——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想法”!

我又多么惬意地读起蒙田。我的状态极佳。一个好迹象: 昨天读《论维吉尔的诗》这一章,以及(说来可笑)我这部《菲罗克忒忒斯》德译文,我热泪盈眶。

还读了一遍,又给Em朗诵一遍《诗的命运》中面对耶路撒冷写的出色篇章,这无疑是我所了解的拉马丁最好的散文,以及《沉思集》序言中谈及拉封丹的极富情趣的段落。

我去《思想观点杂志》办公室,了解D先生文章的命运,在那里碰见D和古尔蒙。我从……(?)起就没有再见到古尔蒙。早在认识他之前我就知道,我就预感到在他面前会产生的这种不舒服感,说穿了,就是这种对立情绪。他对我总是特别和蔼可亲。可是有什么用呢?我读过他写的东西,文思敏锐,十分精明……我静下来思考,求助于理智,思想绷紧了。这回我又想见见他,满面笑容走到他面前。然而我受不了: 他太丑了。我不是说其貌不扬,不是的,而是指一种深沉的丑。我可以肯定,只要看看他写的东西,我就感到他丑了。

于是,我力图弄清楚,我一接触他就感到难受的缘由。我认为读他的作品产生这种感觉的缘由,就是他的思想从来不是活生生而痛苦的东西;他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把思想当作一件工具。他善于阐述推理,而他的推理向来不失控制。他触碰的思想从来就不流血,因此动起手术来十分容易。他下手特狠。多么无情的外科医生!我在他身边多么痛苦啊!他抓住的这种抽象物质,在我身上却突突跳动!我作出极大的努力进行交谈。甘通一来,我就走了。

我听他们交谈所产生别扭、难受的感觉,不仅是由于我的思想难以跟上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更微妙的原因。思想也有一种独特的美,一种优雅,缺乏这种美,就必然给我不适之感。我同他们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只用臂力拿起重物的那种人。我喜欢的不是十分健壮的粗胳膊,而是整个身体的和谐。同样,思想也要某种和谐。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难离开这种和谐了。

今天晚上,我又高声给Em朗读《吕克莱西雅夫人的绝境》。太乏味啦!毫无特色,在这里,“完美”仿佛成了次要的品质啦!不过,给帕尼兹的几封信倒很“精彩”。

“最后的消费物品的终极效应是相等的时候,也就达到了最大的满足。”

这句话出自……(?)我叔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新版本)中,对此有出色的评论。

这种表述方式很不清楚。

必须确立一种平衡,从客体得到的快感要等于消耗的程度。

“……既然任何光明体都从未见过它所照亮的物体的阴影……”

列奥纳多·达·芬奇

《画论》328章

纪德于4月25日去普罗旺斯地区看望冯·赖塞尔贝格一家,他们在圣克莱尔有一处住宅。

城市醒来时,迎来的一天惟有春意盎然和十足温柔的色彩,无数鲜花芳香四溢,在丰美的草上飘动。在鲜花盛开的这些草场上,有岩石,有扬起灰尘在阳光中颤动的白色路,还有松树——树皮显得高尚,甚至粗糙。我想到缪斯的指挥者阿波罗,高傲的头毫无温情,放在如此温柔的身上。

繁花似锦。玫瑰和爬蔓的班克斯岛蔷薇的篱墙、灰紫色的罗望子树和深紫色朱代达树、河流岸边的黄菖蒲、田野上的绛紫色菖兰、岩石上、缬草坡和花毯上的阿福花,而花毯上那些花枝肥硕,好似马齿苋,那种粉红或淡黄的星状大花,我们和罗森堡曾赞叹不已,你还记得吗?

五月三日

我同刚从马赛到来的雅卢一起,在卢森堡公园遇见布朗什。同布朗什在一起的不知何许人。

我每次遇见布朗什,立刻就感到自己的领带打得不正,帽子没有刷干净,衣服袖口也脏了。我顾虑这些远远超过我要对他说的话。

我已经在别处记录了他同雷尼埃的对话吧?当时我在场,听见这样一问一答。

“唔!亲爱的朋友,您穿的这条裤子真漂亮,是在哪儿弄来的?”

雷尼埃听了十分恼火,以凛然难犯和狡黠的口气回敬道:

“从洗染店取来的。”

德·格鲁消化不良(也是由于别种积怨),莱翁·布卢瓦对他说,还对他重复道:

“就应当,瞧您……就应当吐到……别人身上。”

我结识奥狄翁·勒东两年以来,还在挖掘这个无底的说法,这句格言式、公理式的话,就好像作为对青年的忠告、决定他的全部美学观点的这句箴言:“同自然关在一起。”

在冯·赖塞尔贝格家中,大家援引孩子讲的话。一般“孩子话”,我尽管有点讨厌,在这里还是摘录我觉得最美妙的。

博尼埃家的小男孩,回答别人问他在课堂上做什么:

“我等人家出去。”

大人想让弗朗西斯·Y…同情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并激起他对那些把基督钉在上面的恶人的愤恨。他望着挂在墙上的受难像,说了一句:

“非得钉上,他才能在上面呆得住。”

我则引述小保尔的话,他挨打时,哭着说:

“真遗憾!”

最美妙的话中,还有特奥·冯·赖塞尔贝格的女儿,小伊丽莎白讲的。有一天她割了手,看见流血吓坏了,号叫着跑向她父母:

“我的沙司全流掉啦!”

当时正教她拼音识字,用各种办法帮她记住,对她说:“用A拼出阿莉丝。用B拼出贝尔塔……用T拼出特奥,等等。”

次日让她重复学过的字母,问她:“用T拼出……?”小姑娘立刻高声说:“拼出爸爸。”

还有小克洛德·洛朗这样的话。在一天下午孩子吃点心的时候,大人挨个儿问他们将来想干什么,只听一个孩子突然表示:

“我呀,我要娶一个非常丑的女人。”他见大家都目瞪口呆,就加了一句:“好让朋友拿着取笑开心呀。”

库沃维尔

昨天到罗蒂山。吸引我去的是荒野,更是那些孩子。严格说来不成其为村庄,沿山坡只有几座呈梯状的房舍。大道从山脚下通过。一帮孩子一认出我这朝香客的斗篷,立刻簇拥在我的身边,在荒野上围着我坐了一圈。小约瑟夫还像去年那样,过来蜷缩在我的斗篷里。这孩子丑得厉害,他甚至不会笑。他妹妹就在跟前,又羸弱又苍白,就像麦穗那么点儿高,高不出多少。他们还带来个小弟弟,去年还不会走路,是约瑟夫背来的,名叫勒内,他显得很怪,额头非常宽,一副痴呆的样子,动不动就微笑,一不笑就显得特别深沉。这些孩子贫困到极点,要怜悯都不知从何做起;他们需要从头到脚全换新的。(我没有见到去年那个像棵蔬菜的孩子,他掉进沸水锅里,半边脸烫伤了。)我兜里揣一本拉封丹的寓言,拿出来给他们看插图,但是我不会向他们讲解。

在归途中,海上起了雾,不大工夫,就笼罩了整个地方。我若是没有在荒野上停留,就会觉得这雾景非常美。

在行驶的车上,我在白菜绿皮的笔记本上给安德烈·吕伊特写信。

现在,我在自己的房间,凭窗眺望,只见天空灰暗低沉,田野一片凄凉。有人在犁地。一群乌鸦盘旋,追随耕犁,不时冲下,啄食蛴螬……我肯定它们喙下有所遗漏。

八月二十日

马里于斯的妻子年纪轻轻就死了,由雅娜和玛蒂尔德守在旁边,马塞尔和我,我们随后赶到,路上谈论了别的事情,看见马里于斯站在门口,眼睛哭得红红的,叫人可怜。我们相互拥抱之后,他递给我刀子,打开并且对我说:“多多采些白丁香来。”老妈妈哭着反复念叨:“这些女人尽管到了那边,该有多幸福!没了她们,我们该怎么办啊?”继而,让我进屋了。房间很洁净,重又笼罩在寂静中;玛蒂尔德与雅娜在窗户旁边,刚刚叠完一条床单。死者停在床上,脸颊还残留一点虚假的红晕,然而,拿着乌木耶稣受难十字架的双手,已经蜡黄了。靠着十字架,放了几朵白花。

今天早晨,本堂神甫来给她做了临终圣事。前天晚上她领了圣体,难道还不够吗?她还不想离开人世。她看见神甫进来,浑身便剧烈地颤抖起来:“噢!怎么,我这就已经要死啦?”她说道。“我的孩子,”神甫答道,“就这样,还不会离开人世;再说,上帝也许能为您显灵。”从那一刻起,她就开始折腾了。于是雅娜便抓起她的手,轻声对她说道:“昨天夜晚我做了一个美梦,玛丽;我梦见咱们两个都上了天堂……”话音刚落,她就睡着了,仿佛她等待这句话才肯离世。

鲁昂,八月二十日夜晚

(白天在拉布伊庄园杜科特家度过。)

我到火车站送小保尔上车之后,又回到河滨路,还没有见过剧院对面这段路如此热闹。两支乐队,一支在剧院门前,另一支靠左侧一点儿,在两家咖啡馆的露天座,所演奏的乐曲几乎交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群人步伐混乱,实在不美。我在剧院后身第一条街上,注意听孩子们骂仗。继而,走过来一个阿拉伯人,我跟上去,走到街拐角处上前同他搭讪。他个头儿很高,穿戴不错,人很年轻,令人啧啧称赞。我得知他从国家要塞来;于是,我们谈起国家要塞,谈起提济乌祖,以及他来法国做什么。话题说尽了,我便给了他十苏钱,同他分手了。他表示的谢意把我迷住,我又不由自主地总跟着他,瞧见他突然走进一家灯火通明的酒吧,但是我在门外犹豫,久久徘徊,走远了又折回来。两个女人守在门口。华尔兹响亮的舞曲,从酒吧里冲出来。我不敢肯定阿拉伯青年就进了这家酒吧,也许他进了旁边那家小咖啡馆,那里一台留声机正在喧闹。最后,我还是走进酒吧。阿拉伯青年果然在里边,他正在同女人说笑,那种优雅、怡然自得的样子极为迷人。我没有很大的欲望,但是目不转睛地注视他。几个英国人进来,都不老,也不丑,绝不讨人嫌。我喝下一杯甜烧酒就醉了。一个英国人坐到钢琴前,弹起华尔兹舞曲,接着又弹肖邦的一支《小夜曲》。我对面坐着几名码头工人。英国人同那阿拉伯青年,同女人聊天。大家都讲英语,只可惜我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不过,这一晚上过得多美!

九月八日

昨天在迪耶普,同亨利·盖翁在一起,又见到瓦尔特·西克尔特。他对我说:“您还记得吧,您初次遇见我就问道:‘我喜欢您的绘画,不会令您太恼火吧?’”

“这很可能;照我的想法,我若是个画家,还真受不了文学家的恭维。”

J·S…童年的一段回忆:

他大约十一岁时,有一次在浴盆里洗澡,大人也把他那年仅五岁的弟弟M…放进去。洗完澡,J…又穿好衣裳,回到父母身旁,冒失地说道:“真有意思,光着身子相爱太好了。”

从他说了这句话之后,父母就让他单独洗澡了。

对我来说,不必讲的事情数量日益增多。

“在需要奇特的情况下,也许最为奇特的,还是思想各种需要中最容易满足的那一种。”(诺迪埃:“莪相诗歌崇拜”。——《法语词典的审查批评》。)

十一月

自从一九零一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背德者》完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认真工作。评论王尔德的那篇文章、我在德国举行的讲座,以及最后这次在布鲁塞尔的讲座(我觉得没意思,也讲得很糟)都算不上什么。三年来,我的思想消沉麻木,整个人儿终日木然。也许,我的心思过分放在园子上,同草木接触多了,便养成草木的习性。简单写句话也要绞尽脑汁;而且,说话跟下笔几乎同样费劲。还应当承认,我变得吹毛求疵了: 我的头脑深处总埋伏着批评,思想稍有怀疑就发作,进而对我说:“你能肯定值得费这个劲儿吗?”……   由于极其费难,思想也就立刻退缩了。

今年夏天德国之行,我的麻木状态稍微动摇了一下。可是回到这里又变本加厉了。我怪天气(今年雨下个不停);我怪库沃维尔的空气(恐怕至今对我还有嗜眠的影响);我也怪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很糟,我不出园子,一连几小时观赏每一棵植物);我还责备自己的生活习惯(我的呆滞思想如何能战胜我的身体呢?)。事实上,我变得迟钝了,既没有激情,也没有快乐。到头来深为忧虑,我决意动摇一下又添加病态不安的这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便确信并且说服Em相信,唯有旅行排遣一下,摆脱自身,我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老实讲,我并没有说服Em;我明显感到这一点,但是又有什么办法?还是得向前进。于是我决心启程。我费尽口舌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对我来说,启程并不够,还需要Em同意我走。我撞到一堵墙,令人无可奈何地无动于衷。或者不如说,我什么也没有撞到,而是陷进去,深不见底,不能自拔了。Em这种自愿(但几乎又是无意识的)……牺牲的精神(我想不出别的词)所造成的可悲误会,如今我算明白了,而当时就已经有所觉察了。这种精神在令我气馁方面也起了不小作用。夸大我的不安,夸大我的情感,比什么都难以容忍。幸而这种记忆如今淡薄了……当我要重新放纵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惶恐地看到这些日子来到眼前……

然而,我还是走了(临走详详细细地嘱咐一番,要栽植好克鲁日后才能寄来的果树)。是的,我走了(照我的记忆,是在十月十日),先是去波尔多,将多米尼克送还给他父母。我想取道西班牙去非洲,可是轮船不行,横渡海峡我也害怕,不免犹豫。不过,约摸早晨六点钟到达马赛,天朗气清,风平浪静,我才下了决心,订了当日下午的座位。

我计划写一本关于非洲的书,可是上次同Em和盖翁旅行带回来的笔记,材料差得太远,在库沃维尔未能写成。必须再去故地重游,决心在那里逐日写出来。至于议论和思考,以后再加上去也可以;而不易追寻的、不可臆构的,则是当时的感受。

这趟旅行,我带回来的笔记,在库沃维尔整理出来(几乎没有改动一个词)。Em在我走之后一个多月,才到阿尔及尔同我会合。一个月孤独的生活,又使我恢复安然的心态;随后我们所过的平静生活,给我留下的也惟有美好的记忆。在阿尔及尔,以及在后来的旅途中,我得以阅读尼采的《通讯录》第一卷,这本书大大有助于我恢复精神状态……

我们穿越西西里岛的时候,天气十分恶劣,直到罗马才重见阳光。在那不勒斯,确切说在索伦托,我去拜访了莫测高深的沃尔莫勒(我在给德鲁安的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这次拜访)。在罗马,我又见到莫里斯·德尼;不过,他身边总跟着米图亚尔,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常同我见面。反之,我每天能见到若望·施伦贝格……他渐渐同我推心置腹,便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