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九年

一月

库沃维尔的本堂神甫来看望可怜的马里于斯: 他卧床不起已进入第十二周,斑疹伤寒陆续蔓延到他所有器官;当地人说这种病“特别粗鲁”。他以为好得差不多,已经能下床了,不料静脉炎又犯了——他称之为“la faiblite”。

“那好!”本堂神甫说,“我有个主意。正好刚刚歌颂过贞德;大家没有为这位圣女做多少事,还没有过多打扰她;我们就为她念九日经吧……”

可怜的马里于斯听了非常高兴。九日经念完,本堂神甫又来看他。那天本来应该痊愈,可是,他第二条腿也感染上了!“哼!本堂神甫先生可真能骗人!”这个老实人在信上给我们写道。

“您要明白,”本堂神甫解释说,“圣徒太多,各有各的专长;圣女贞德,大家还不了解,应当试一试,结果我们找错了主……好吧,我们再找找别的吧。”

几天后,朱丽叶特·马里于斯在集市上碰见一个老农妇。

“您早点儿跟我说呀!您找我正对路。治浮肿,只有一位最灵,我已经为我的男人祈祷了。”

“他怎么称呼?”

“圣徒伊德罗皮克。”

“我的孩子,您一定又找错主儿了,”本堂神甫对朱丽叶特说。“恐怕您没有听明白您那位女友的话。圣徒伊德罗皮克根本就不存在。您指的大概是圣徒厄泰尔普。我想到了。他才是库沃维尔的守护神呢。我倾向于认为,他会特别关心您的事儿。”

一月二十四日

摘自给封丹的一封信:

昨天(上午,在伊韦特·吉勒贝尔的雅姆诗朗会上,我们重又见面),关于飞黄腾达及其方法,我对您简直尽说蠢话!我再机灵点儿的话,就会谈论骄傲心理,当然也会谈起旧耶稣教的这种隐蔽的锋芒,而正是这种锋芒能始终激励我,通过自虐和鄙视轻易的知足,去追求最为艰难的东西。“性情”的问题。

还可以这么说,我绝无鄙视荣耀的意思,然而,对荣耀可能掺杂的虚假,我也变得极度敏感。一位巴雷斯可能会写道,攫取荣耀的举动,往往有失文雅;我还要更加痛苦地想,迄今为止,我从未看到一位朋友得志,同时也迫使我减少对他的敬意。有些人以忠诚的态度取得成功: 在他们身上,对结果的喜爱掩盖着对手段的憎恶。雅姆他取得成功,则处于一种天真的、半意识的状态,也正是受这种状态的驱动;他才总是沿着自己的方向往前闯: 换言之,他经营自己的声望,和写出“维尼们及其尊严关我屁事”这样的话,还是同一个人。正是这个缘故,他著文悼念盖兰时,能谈论亨利·德·雷尼埃一生可赞佩的尊严,而不久前在奥尔泰兹,谈起这同一个亨利·德·雷尼埃时,却向我表示深深的蔑视;同样,他也能将《诗人和他妻子》题赠给让·德·古尔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质朴的态度才行。至于我,则深受这种乖戾之苦,总是无休止地磨砺嘲讽,但主要对付自己而不是别人。假如我明知不乏动机而又做出这种举动,那么我就很有可能长久地毒化我的生活。雅姆一切随便;我则事事反应,这会把人给毁了。我碰到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就进入警觉状态;听说蒙弗尔卖了小说,而出版商法雅尔一版就印了一万册,真的!这立刻使我产生为三十位读者印书的愿望。我心想,这三十位是好读者。(您也名列其中。)

这就是最隐秘的,即最难克服的“理由”,使我拒绝把小说交给冈德拉。(他想得到这本书,如果表现得再急切一些,我回应的方式当然会有所不同。)也正是这些理由,我最难拿出来。您不是也如此,前天埃尔提起您,讲得令人叹服:“封丹在生活中,总选择能让他吃尽苦头的事。”您能够充分理解我吗?

星期一,四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

纳代尔曼在德吕埃的雕塑作品展开幕。(埃利·纳代尔曼就是那个波兰犹太人,青年雕刻家,正如冬天我在日记中叙述,亚历山大·纳唐松带我到他那简陋的住所看过。)

不过,那时谈得不够: 纳代尔曼被纳唐松的重要性给遮掩了。性情还颇为坚韧!纳唐松资助他,以待日后“将他推出”。为回报这种资助,纳代尔曼就为他塑像。现在展开的就是这些雕像,配以大量速写。纳代尔曼绘画用圆规,而雕塑则堆积菱形。他发现人体每处弯曲,对面都伴随相应的曲线。由这些平衡构成的和谐,就近乎原理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还照着模特雕塑。他还年轻,有时间补自然这一课。然而,我很怕一个搞艺术的从简单起步,惟恐他达到的不是繁丰,而是繁杂。

纳代尔曼经历六年穷困时期,他关在陋室里,仿佛以石膏为食,很可能是巴尔扎克创造出来的。昨天再次见面时,他穿着一套蓝色小西装,也一定是头一天穿上的,正同一位很一般又很丑的女士谈话。他向我介绍: 阿莱克丝·纳唐松夫人。纳唐松夫人指着一尊雕像近乎菱形的后背,说道:

“这个,至少这是活的!这可不像他们那米罗的维纳斯!维纳斯美丽,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这个,至少这是个真正的女人!是活生生的!”再也没有比这更不恰当的修饰语了,殊不知纳代尔曼的艺术,还仅仅是一种技巧,完全是粗线条的。毫无疑问,斯泰因喜欢,因为这些作品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斯泰因是美国收藏家,马蒂斯的大买主。纳代尔曼作品展刚刚开始,他就已经买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速写,是以什么价钱呢?不得而知。不过在后间,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场面。德吕埃从一张桌子底下掏出一个石膏头像,至少一个头像的雏形,眼睛、嘴、鼻子还全没有。总之还不大成形,就好似刚孵三天的小鸡。

“您要多少价?”

“怎么!您要陈列?”(我理解这种惊讶的态度;甚至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不成形的东西是无法陈列的。)

“不是,”德吕埃答道,“我要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那好,我不知道……

“您说个价儿。我来当拍卖估价员……好了: 一!二!三!……”

“二百法郎!”

“嗳!太高!太高!”德吕埃说道,他见对方进入角色好得过分,不禁有点恼火。纳代尔曼也说道:

“那您开个价儿吧。好了!一!二!三!……”

“一百法郎!不能再高。”

德吕埃带着头像走了。

五月十四日

昨天星期四,弗朗西斯·雅姆和他年轻妻子前来共进午餐。从苏瓦松开来的火车到站时,我去接了他们。我看到雅姆结婚之后,身上的肉厚了许多,活似肥胖的公鸡。“说说看,他那样子是不是幸福!”吉奈特说。显而易见,他的位置坐稳了。

应他的要求,我还邀请来拉科斯特夫妇、亚瑟·封丹、博奈尔和吕伊特。午餐非常愉快。

喝完咖啡,雅姆为我们朗诵了《贝纳黛特的散文诗》,部分已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接着,他又念了一封《致领事P.C.的信》,投寄给了《新法兰西杂志》。

“这篇作品把你写上了,因而更加出色。”几天前他给我的信中写道:

他离开其他人一会儿,同我上楼到书房,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呀,运气真好,没有门徒!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继而,他突然说道:

“我真怕保纳尔要从后面把我的腿锯掉。”

七月四日

为发送《窄门》,我来到巴黎,去瓦莱里家,探望要动手术的雅娜·瓦莱里。德加在她身边将近一个小时,弄得她很疲惫,因为他耳朵重听,而她说话声音又微弱。这次见面,我觉得德加老了,但总是老样子,只略微显得又刚愎一点儿,更加固执己见,夸大自己的恼恨,总搔头脑的同一个部位,而发痒处也越来越局限了。他说:“哼!临摹自然的那些人!多么不知羞耻的闹剧演员。风景画家!我在乡间碰见的时候,总想伏击他们。砰!砰!”(他抬起手杖,闭上一只眼睛,瞄准客厅的家具。)“总得有人维持秩序,配备上这家伙。”等等。他还说:“艺术批评!多愚蠢啊!我总习惯这样讲(我的确记得三四年前,听过他讲完全同样的话): 缪斯之间从来不交谈,各干各的事儿;她们不工作的时候,就跳跳舞。”他还重复两回:“她们不工作的时候,就跳跳舞。”他还说道:

“等到写Intelligence,I用大写字母时,人也就完蛋了。不存在笼统的智慧,人只有做这事,做那事的聪明,聪明只应当表现在所做的事情上。”

七月九日

到拉罗克。经过一小时谈话,我“感谢”德周奈终于在一份契约上签了字,放弃从前有一天我犯傻给予他的房子的用益权。毫无疑问,德周奈侵吞利益的情况,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要不他怎么像垮了似的坐到被告席上。他平时那么能讲,现在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了。我明显地感到,同他面对面,我的巨大力量表现在这方面: 他相信我善良。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我对他厌恶要多于怜悯。我怎么能容忍他这么久呢?

我难以想象,他走在他的“女管家”和女儿中间,晚上回家的情景……他说了什么话?他讲述什么事情呢?他这么痛快就签了字,她们一定很气愤吧……?噢!面对可能发生的事实,想象力感到多么无能为力……这可以写成小说最好看的一章……

七月十一日

乔治不喜欢《窄门》,他更喜欢我的其他书,随他便吧。不过,他一开始指责这本书就错了,说《窄门》没有了给其他几本书增添魅力的优点。我尽量让他明白,那些优点不适于这部小说,而重要的、困难的,恰恰是不把那些优点放进这里。

“任何事物上,出色都是又困难又罕见的。”(《伦理学》的结束语。)

库沃维尔,九月和十月

对《窄门》的批评。他们始终难于承认,这些不同的书,在我的头脑里曾经并存,而且仍然并存着。它们根本不可能同时写出来,写在稿纸上才分出先后。我无论写哪部书,也从来没有全部投入进去,最急切要我处理的主题,很快就往我自身的另一个极端发展了。

别人不易画出我思想的轨迹;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出来,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假如谁在我最新的作品中,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那他就错了: 与我差异最大的,总是我最新的产物。

致吕西安·罗尔梅的信(愚蠢的文章)——他赞扬《背德者》,却损害我的《窄门》。

“我被比作水晶,显然极为高兴!……然而多么奇怪,您又将画家和模特混淆起来。歌德要写《一颗美好灵魂的忏悔》,在您看来就更狭隘了吗?——假如我仅仅是您大加赞赏的《背德者》的作者,那么我就会感到自己缩小了。”

要想很好地描绘一件事物,就不能把鼻子紧紧贴在上面。

十二月三日

今晚看了“一局双陆棋”——又是尽职尽责和无用的完美,这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往常每次翻开梅里美的作品,都令我十分恼火。

主题没有确定: 一个体面的人在作弊。这就足够了。——但是他赢了。赢了四万法郎。而跟他赌博的对手则自杀了。这就迫使他愧疚。然而,如果那个荷兰人不自杀,他又该如何呢?如果只赢少许钱,他该怎么办呢?——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其余的属于社会新闻。

又该怎么办?……他会重新开始作弊。那情景会叫人感慨万端,因为,体面的人和无赖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异。体面的人可能变成个无赖,这才是既可怕又真实的。在“罪恶”的路上,惟有迈头一步难些。有人已经说过,一个女子没有情人,比只有一个情人还要容易。

这便是拉夫卡迪奥的故事。

十一月十五日《水星杂志》上的《业余爱好者的对话》,德·古尔蒙先生又回到他最热衷的三个话题之一: 酗酒,道德败坏,人口减少。他证实(至少他力图证实),谁警觉和担心,谁不这么思考问题,谁就是傻瓜,都必须这样推理: 法国人口还太多,证据,就是还能碰见失业的工人。再说,“外敌入侵,也许并不会给法国造成多大损害。只要熬过一时就行了。”他在下文还这样说道。

“豪言壮语肯定全被玷污了,”他在随后一期上写道。“如果仅仅玷污了话语……”

唔!我当然明白德·古尔蒙先生要说的意思,也同意应当揭露偶像崇拜。不过我经常觉得,这些豪言壮语今天已经被相当厚的油污盖住;我也经常寻找“豪言壮语”,但只见到一个在玷污的德·古尔蒙先生。

我一旦不再感到愤慨了,那就开始步入老年。

这是一份很小很红的杂志的头两期。杂志名为《直率》,是纳兹先生独自经营的。路易·纳兹先生何许人也?要让我很好了解他,这六十页文字还不够。这些文章向我提供的,主要是他的观点,而不是他的情趣爱好,即他本人。我对一个人发生兴趣之前,不可能对他的见解感兴趣。

“直率”,对我来说,变成最难理解的一个词了。我认识许多青年,都夸耀自己直率!……有些人自命不凡,令人无法容忍;还有一些很粗鲁;就连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听就假……一般来说,凡是自信而缺乏批评精神的青年,无不以直率自诩。

在直率和“放肆”之间,造成多大混乱!直率,在艺术上只是在难以允许的时候,才引起我的兴趣。只有非常平庸的人,才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他们个性的直率表达方式。须知一种新的个性,只能以新的形式,才能直率地表达出来。我们个性的话语始终特别难,犹如尤利西斯那张难以拉动的弓箭。

十二月三十日

雅姆的自傲。

令我为难,就像面对一种失衡、一种缺陷;允许他如此,也只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不是他本人。弄清楚什么不是自己,他称这为: 讨论,而他天生就厌恶讨论。有一天,什沃伯不慎对他说,他认为《若望·德·诺阿里厄》比《赫尔曼与窦绿苔》更美,雅姆就得出结论,他比歌德伟大。他头脑没有闪过一丝念头,想到贸然这样比较的人,将《若望·德·诺阿里厄》视为雅姆最优秀的作品。然而,在歌德的作品中,《赫尔曼和窦绿苔》算什么呢?不管这篇长诗多么完美,将它抹掉,歌德的作品也看不出贫乏多少。

“《若望·德·诺阿里厄》,”雅姆写道,“除了我在诗中不想表现任何哲学之外,据什沃伯讲,并且按照我的说法,它是在《赫尔曼和窦绿苔》之上。”

有一种直率,旨在尽量看真切,而雅姆永远也不会了解这种直率。“如果水折弯一根木棍”,他的思想绝不会像拉封丹所讲的,能把它“直过来”。我很清楚,要握住诗意,就绝不能让理智过快地干预进来,而调整判断,往往就是歪曲感觉;不过,艺术也许旨在维系完全新鲜的感觉,但愿什么也不能阻止这一点。这个头脑的配置多奇特啊!别人无法指责他什么,大家明显地感到,审查的能力会姑息他。他对自己也同样不想看真切了;况且,他对自己的天才如果少几分信念,天才也就会相应少几分。

这些我讲得模糊不清。简言之: 要当诗人,就必须相信自己的天才。要成为艺术家,就必须怀疑自己的天才。真正的强者,他身上这个势必增益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