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一生颇有传奇色彩，而我对此，直到他去世那年，才稍稍知道。

我祖父祖母都是河北省平乡县人，两家所在的村子相邻不过几里地。1994年我祖父去世前夕，河北老家有两位老人来看，带了厚礼，要求将我祖父运回老家去，将来“老了”可以土葬，“到时候再唱两台戏”。我祖母和他们极是亲热，把一位白发如雪的老者称做“和尚”，让我感到十分奇怪。这个当然不可以，我祖父的病情也不适合移动。两个老人后来终到我祖父床前磕了头才走。

后来听我祖母说此人当年真的是个和尚，我祖父于他有恩。我们河北老家的乡下，民风还是一如当年的淳朴，一如当年的情义深厚。

这叫做“和尚”的，幼年家贫，父母双亡，到庙里当了和尚。穷人，又做了和尚，大约一生只能无所作为了，但此人脑子非常聪明，善于经营，靠着做和尚居然慢慢发迹起来。他发家的办法并不靠装神弄鬼，而是利用和尚庙的优势。和尚庙有什么优势？和尚不吃荤腥，但也是人啊，一天到晚的萝卜豆腐、豆腐萝卜，一年到头出家人也要造反的。因此和尚庙里素菜都做得特别好，比如木耳、黄花、蘑菇、面筋，都比一般市场上做得出色。“和尚”当了五年和尚，经书读了多少并不知道，一手素菜却是出神入化。每到过年，他便做好了素菜，以感谢施主的名义给各个大户人家送。年节下，大户人家都吃得油腻，“和尚”的素菜吃来别有风味，以后不用他送，人家就到庙里来买了。那时没有素菜馆，“和尚”的素菜出了名，他又勤勉而善于周旋，把有权有势的人维持得很好，不知不觉地竟成了当地的一个名物。“和尚”挣了钱索性还俗，娶的媳妇据说相当漂亮，给他生了六个孩子。现在来讲，计划生育严重超标。

老人家说过：“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和尚也不例外。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河北沦陷，接着就是“闹八路”。老辈人讲，这八路可不是游而不击，它确实把鬼子揍了几次。鬼子汉奸吃了亏，就到处抓八路。用老乡的说法，那八路都是受过训练的，那么好捉？结果鬼子们就往往把老百姓捉了充数。

“和尚”也在被抓之列。

日本人把他们都送到东北抚顺和本溪矿里做苦工，这种矿的苦工，吃的是掺锯末的窝头，喝的是掌子面渗出的脏水，一天到晚没命地干活，所以天天有人死。日本的苦工矿，只有进没有出，死了人就横一层，竖一层，垒着埋在废矿坑里。

“和尚”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样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他还有六个孩子，还有老婆呢，怎么甘心死在矿里？他联合了几个老乡，偷了一点儿吃的，顺着废矿坑往外爬，外边有电网，他们用原木顶开电网，终于逃了出来。

逃跑的人中有一个在奉天（沈阳）有亲戚，就带着他们跑去投靠。那个人很仗义，咬着牙在警察鼻子底下藏了他们几天，又把他们带到我祖父的木场子里，他知道我祖父帮着逃出来的人往关内跑。

那时候我祖父在沈阳汇丰银行对面，有个相当大的木场子（1994年我去看过，还照了相，已经是一片地基，人声鼎沸，不久要兴建高楼的样子），里面有个地窖，经常藏逃出来的劳工。

我祖父对日本人，本来应该并没有不好的印象。

他是14岁坐火车顶上闯的关东，受苦一言难尽，我曾祖父早年到达沈阳，在那里开有一片产业，老家饥荒，我祖父便去投靠。哪料想到了那里我曾祖父已破产死去，他只得在“锅伙”混一口饭吃。

“锅伙”是当时闯关东的老乡合伙做饭的地方，也像个同乡会。有穷苦的家乡人来了，“锅伙”总仗义地给个吃饭的地方，还帮着找工作。发迹了，也不忘给“锅伙”凑点儿份子。

我祖父当年回忆，说张作霖时代东北并不是吃不上饭，“锅伙”里面的老乡们把肉冻了，用刨子刨着刷，那是最好吃的东西。当时的东北风情足够另外写一篇，这里就不多说了。

“锅伙”把我祖父介绍给一个叫木鲁木的日本老太太，在她的木场子干活。我祖父虽然年龄小，在那里干活踏实卖力气，加上他读过书，能算账，不久就转到“柜上”工作。那老太太的丈夫死了，她本人惦记着回日本，过了几年，看我祖父能干诚恳，就委托他看场子，自己回国了，在我祖父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再过几年，老太太不想回来，就让我祖父按个价钱把木场子卖了。我祖父是干事业的人，东挪西凑，借到一笔钱要自己买下。木鲁木老太太人很好，在价钱上大大地打了折扣。我祖父后来苦心经营，把木场子渐渐做大，从他心里，对日本人未必没有好感，而所谓家国之恨大抵是比较淡薄的。

他的改变，和我祖母有很大关系。我祖母在河北老家算是才女，我祖父有了自己的产业，按照传统回乡娶亲，就带着她回到沈阳。因为读书的时候先生的影响，我祖母是对日本人很反感的（我祖母的表兄晋梦奇送她去的沈阳，晋后来在邯郸地区领导抗战，人称“晋司令”。他后来被汉奸出卖，在平乡县西河村被包围，自戗殉国。代替晋的张子荣也是我祖母的亲戚，自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物，后来做河北高检院长，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他是经手人）。

那时日本人到处抓人，受晋梦奇司令的影响，把我祖母的哥哥和叔叔都抓了去，也要送到本溪做苦力。这些苦力的行踪本来无人知道，一旦被抓就生死无踪。我祖母的哥哥人很聪明，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些钱，被日本人抓到，人人要洗澡，其实就是剥夺一切私人物品，他把钱含在口里，没有被搜去。他们被拖着走，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关在一个庙里的时候，他把钱塞在墙缝里，裹上一张血书，写明白家乡、根据日本人说话猜测的去向和途中的悲惨。他们走了以后，当地有人发现了钱和血书，河北乡下就是古代的燕赵之地，人都仗义，看了这个就把血书送到我祖母家里，我的曾祖母看了信，一边哭，一边去追，一直赶到石家庄，总算赶上了苦力的队伍，看见了我祖母的叔叔，苦力都是双手背剪着被拉着走，一步也不能停，老太太只能哭着把带来的煮鸡蛋给他往口里塞了吃，就是绑着、走着吃一口。押送的汉奸来了，就用枪把她赶开，到底没有见到我祖母的哥哥。

再后来才知道我祖母的哥哥因为有文化，日本人怀疑他组织逃跑，没到石家庄就把他打死了。曾祖母为了给他收尸，又给管事的汉奸贿赂了一笔钱，才告诉埋葬的地方，天气热，尸体都脱了骨，惨不忍睹。我的曾祖母就写信给我祖父祖母，让他们在沈阳想法把叔叔救出来。我祖父为人仗义，当下不计代价，层层托人，到本溪煤矿去救人。

那段时光，我祖母每天都无法入睡，日夜焦虑，晚上一听到风吹门响，就想是我祖叔逃出来了来敲门，一夜几次地去看，次次失望。最后总算贿赂到了本溪煤矿的管事人头上，他让我祖父到本溪矿里去认人，认到了就带走。我祖父去了，但是遍寻各处，也找不到他。我祖母的叔叔最后埋骨何处，至今无人知道。

但是这一次，目睹井下同胞的惨状，对我祖父刺激很深。井下面那些同胞面目黢黑，难辨老少，只有一双双眼睛都睁得很大，只盼望我祖父要救的是他。我祖父后来说他看着那些眼睛从充满希望到无助的绝望，又看我祖母哥哥留下的血书，几日几夜地难过。他是个硬汉子，不干则已，干就敢担风险，他对我祖母说：“救不了死的，我还救不了活的吗？”

就这样，他对“锅伙”上的人秘密地说了，知道有逃跑的人就到我家的木场子去。以后，就有人真的逃来，我祖父把他们藏在木场子的地窖里。然后想办法为他们买车票入关回乡。日本人抓得很厉害，做这种事情是要杀头的，在东北日本人杀人很多，经常把“犯人”就在沈阳旁边的浑河边捆上，凿一个冰窟窿扔进去，其实很多“犯人”不过是小偷小摸，连抗日的影子也沾不上。所谓草菅人命，莫过于此。所以我祖父每天出门，都把账簿、钥匙等交给我祖母，意思是一旦被捕，家里的事情要有人清楚。这些人进来的时候很多都瘦得像骷髅一样。有的吓坏了，回到家乡没几天就生病死去。

“和尚”他们就是这样到的我祖父的木场子。我祖父掩护的，基本都是河北老乡，外地的人，一来不知道有这个藏身的地方，二来也不敢信任。因为风声紧，他们在那里藏了一个月，我祖父才送他们上火车，回老家去。

听我祖母的说法，那时候因为那个地窖活命的人多了，都是我们的河北老乡。后来就有了破绽。这些人都是够仗义，无论是“锅伙”的老乡，还是逃跑的人，没有人出卖我祖父。可是这些人感念我祖父的恩德，很多人回乡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车票钱、住的时候花的钱折算了给我祖父寄回来，还常常加了很多。收的信多了，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就要捉我祖父去审问。

这个时候我祖父有个日本朋友土井，他太太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冒着风险通知了我祖父。土井是铁路的职员，已经40多岁了，有三个孩子，因为兵不够，给征到了南洋去，走的时候给日本兵送行有规定，家属只许在路边挥旗欢呼，都不许哭，有敢哭的，军官过来就用大耳光打。这个女的心地善良，告诉我祖父赶紧跑。

我祖父很镇静，箭不容发之间安排我祖母等人先走，他自己在火车站送，日本警察在站上查他，他却从容自若，行若无事。应该往关内跑，我祖母他们也是进关，他自己却先坐了当时的快车“亚细亚号”去哈尔滨，谈了一笔生意，然后从哈尔滨南下进关。日本人没想到他一个生意人这么冷静，竟然没有抓住他。

抗战胜利后我祖父移居北京，我小的时候过年过节常常有人从老家来看他，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祖母后来告诉我，这都是那时候救下来的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一年我看电影《辛德勒名单》，非常激动，借了录像带直奔我祖母处。看完，我急切地问她，我的祖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老人关了电视，想了想，说：他不一样，他做的事情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感人。你爷爷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最大的理想是发了财，和几个老朋友回乡里办一所中学校。她絮絮叨叨地念叨起在沈阳时代的日本邻居，提到了木鲁木老太太和土井的事。但我的妻子却是一个日籍的女孩子。

有朋友知道我的立场，便问我，所谓国恨家仇，您怎么又找了个日本人呢？你家里人没意见吗？她对这些又怎么看呢？其实早年我祖母对旧事语焉不详，“和尚”来，提到当年我祖父藏匿劳工的事情，另有晋梦奇司令的夫人，我们称为二姑的，是我祖母好友，有时来访，从而得知当年河北军民抗战的一些旧闻，多只言片语，而我祖母对家人死难于斯之事，始终讳莫如深，我不知道。

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的环境使我成为一个相当偏激的反日分子。说起来好笑，我们高中班上有个日本学生关东，1986年闹抵制日货，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出卖”了这个家伙，让他被市民痛打一顿，险些酿成国际事件。1995年到嘉定讲课，结识我太太，那时她是我们公司医疗部的客户，我讲课时宣称：课程不难，大家必可通过，盖因世界上最聪明的莫过中国人、犹太人，其次欧美人、非洲人，然后大猩猩，然后日本人也。众人哄堂大笑，而不知下面有一小日本也。下课即来找我，遂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她自己讲普通话说得不太好，用的中国名字，我还以为邂逅江南佳丽，入围中而不知也。

而后即告我已调北京，更得接近。一同骑车出榆关，畅游北戴河，夜走津门，我以为得红颜知己也。唯一日，娘不放心，儿子约会时做Peeking◎Tom（喜欢偷窥的人），回来讲这女孩子长相有点儿古怪，眉宇间宽阔不似我国人。这才空山大索，诈出真情。果一东瀛扶桑也。两人情愫已生，而种族家国之隔阂油然而生，委决不下。

细细询问，她祖父是交通专家，奉调来华，生我岳父于大连，故我岳父虽为日本人，每每以中国人自居，后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汉语，“我是中国人呢”，而两个女儿都留学中国，一个回大阪读博士，一个就在中国工作了，即我后来的太太。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她对中国和日本的感情，恐怕难说哪个更重。而此人对此十分模糊，对于种族家国一无概念。她的态度相当简单，我知道你反日，我也不反对你这个，要是两个人结了婚，用中国姓，以后和你一块儿反也行。当然中国结婚是不需要换姓的。

难以决断，祖母多谋善断，幼时相依为命，感情不同，故此前去找老太太一诉衷肠。老太太详细问过前后，乃徐徐道来：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举她在沈阳时代的日本邻居，就提到了木鲁木老太太和土井的事。土井还有后续，他一去南洋不返，不知道死于哪个荒岛。战争结束后，遣返日本人，他的妻子儿女就到了营口，我祖父特意去看望，今是昨非，只有一怀清泪。妇道人家全无主意，我祖父帮助她安排抵挡了不少事情，而土井夫人则以祖传的一只瓷瓶相报。那时国民党军警对日本人也十分不客气，土井夫人把瓷瓶藏在一团乱草里，临上船时交给我祖父，作为永远的留念。我祖父回忆当时临到上船，盟军方面宣布每个日本人只允许携带20公斤物品。日本遣返人员多思东洋三岛弹丸之地，回去断无生计，日夜彷徨，内有人在东北经营多年，多有细软，经此最后一击，多有精神崩溃者，一时港口哭声震地，大批日本人在营口投海自尽，在船上，我祖父亲眼见一四十余岁之人，将金戒指吞入口中，从船上跳入大海，救之不及。

对一般日本人的情况，我祖母也多有正面描述，比如日本警察比国民党的尽心敬业。当时街角上都有小亭子，里面有个铁盒，日本警察夜间按时巡逻，到那里就打开铁盒，签字盖章，说明自己巡逻到了。而国民党“光复”以后，警察人少，胆子也小，缩在局里，绝不出来巡逻，即便是报警，也要耗到天亮来。还有木鲁木老太太的丈夫病死沈阳，送葬的时候肃穆而安静，全无中国传统大出殡找几百叫花子来哭的喧闹。我当时哪知道老太太的心思呢？后来她告诉我对我太太印象很好，哪国人无所谓，人好最重要，试图力促这门婚事，所以不对我讲当年的事情。

结果，我和我太太在相识六个月后于北京结婚。按老太太的安排，我们没办婚礼，后来到南方旅游了一次。我的婚姻很幸福，到今天我也很快乐。真正知道这些详情，是在我要到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太太要到神户大学续学业，我决定支持她一同前往。那时，我祖母叫了我去，才长谈一番，把当年和日本人的这些恩怨一一道来。说到那夜夜听风吹门响的时光，我的老祖母依然饮泣不禁。末了，对我说，说这些不是为了我恨他们，就是为了我到那边不要吃日本人的亏，他们中间有的人心里狠啊。至于叔兄之仇，两国的恩怨，我祖母倒比我看得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日本人后来受的罪也不少，也挺可怜的。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报复。

“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报复。”听了我祖母这句话，我方体会老人家的苦心，不禁泪如泉涌。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最普通的中国人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