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门阀土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想当官，只有考试。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但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已经到了民国，江南大儒俞樾的孙子俞平伯，进了北大，依然令教授们刮目相看，安排俞公子去英国深造。可是俞公子到了英国不到两周，就闹着要回家，也只好让他回家，回来之后，依然对他高看一眼。心高气盛的黄侃，在北大教书期间，任谁不服，偏对在政治上颇有污点的刘师培情有独钟，对之行跪拜拜师大礼，看重的就是他是仪征刘家的传人，而仪征刘家，治《左传》独步海内。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即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入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径，）。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位，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