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到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话，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当面拍，毕竟立竿见影，喜笑颜开。其三是“忽悠”，想法让别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在他们眼里，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