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事，学者主意多。大概是走在大街上被要饭的缠急了，有学者提议，应该给要饭的发行乞证，加强管理。此论一出，大家都以为新鲜，议论纷纷。其实，历史被人忘得快，提议者可能不知道，这个主意，实际上已经有人实行过了。那是民国时期的山西，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就曾经实行过给乞丐发行乞证的做法。每个乞丐由警察机关发一个像腰牌一样的东西，上面写着该乞丐的姓名籍贯，以及准许行乞时间。当年的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是军国民主义，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军国主义，是跟日本人学的。这种军国主义的治理，虽然大街上秩序井然，但对于人权可是不大在乎。因此，到抗战以后，这种行乞证制度，也就没有人再提。

不过，后来的中国，有段时间虽然行乞证没有了，但行乞的自由还是被严格限制的。城里有收容遣送制度，看见要饭的，就会撵。农村人如果实在活不下去，想出去要饭，必须得大队开介绍信，否则走到哪儿，人家都抓。这介绍信，也等于是行乞证。

活在上流社会的人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好处的同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秩序。尤其是碰上治安不好，小贩乱走，乞丐纠缠的时候，难免不会有点怀旧情绪出来，想起当年什么都井然有条的日子。尽管这种日子往往是跟缺吃少穿，什么都要票证，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获咎相联系的。在那个年月，不仅行乞需要证明，干什么都需要证明，如果一个人出门没有介绍信，不仅寸步难行，而且很有可能被专了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种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的日子，过去并不太远，老套路就已经被人重新惦记起来了。好在，学者们只想将之用在某些最边缘的人群身上，至于自己，当然还是被约束得少点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意，刚一出炉，马上就得到了某些部门人士的赞同，有城管工作人员发短信给中央电视台，说是举双手赞同，因为这样便于管理这些乞丐。

我相信，这种极权思路的严格管理，对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秩序维护者来说，的确很方便，也有效。但是这种管理，对于乞丐来说，却是一种灾难。当年的山西，行乞证制度的实行，使得太原的乞丐，几乎无路可走，无饭可讨，最后只好逃出山西。解决乞丐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一时还难以解决这些无家可归者的出路的时候，用这种断人生路的办法，对于城市的秩序虽然有好处，但对于这些人的基本权利，却是一种不入道的剥夺。

当然，现在很多城市，行乞者背后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操控，行乞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不正当的谋生手段，里面有很黑、很残忍的内容。显然，对付这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需要警察和社会的努力，但必须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在尊重的法律的前提下解决。毕竟不是所有的乞丐，都有黑社会背景，就算是有这个背景，对他们的打击，也需尊重起码的人权。我们承认，在转型时期，城市的管理的确存在很多难题，但是这些难题，不能靠老办法，即剥夺人们权利的办法来解决。那样的话，我们早晚会回到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