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广学会的精英战略

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 Globe 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