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