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日本“开国”的联想

有一点儿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长、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改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儿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儿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