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走运的曹汝霖

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倒霉鬼的话,那肯定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位。五四这场学生的街头抗议,章宗祥挨了顿胖揍,曹汝霖则房子被烧掉。从此,风头正劲的三位,仕途整个被毁了,终其一生,再也没做过一官半职,当然,最糟糕的是,三人因此被长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曹、章、陆等于卖国贼,几乎成了数学公式,在海峡两岸都适用,小学生都知道。

其实,五四三大卖国贼之首的曹汝霖,在1919年5月4日那个悲惨的日子之前,一直很走运的。曹汝霖身为江南富家儿,1900年“庚子大乱”之际,自费到日本留学,由于那时留学者甚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优待,无需考试就可以进大学深造,因此曹得以进东京法学院(后改为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留学期间,得到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笃介遗孀的照顾,日子过得惬意,而且跟中江的公子中江丑吉结下终生的友谊(此人就是五四火烧赵家楼时,拼力保护章宗祥的那位日本人)。那个时候,日本是中国的榜样,虽然在甲午年间将中国人打得很惨,但此后的日本却摆出东亚老大的架势,力图用“文明”的姿态,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日占区秩序最好,占领者日本人也相当友善。至于对那时仅有不足百人的留日学生,则既稀罕又善待,再加上日俄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让黄种人扬眉吐气,饱受优待的曹汝霖等人,想不亲日都不可能。直到暮年,年近九十的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依然坦承自己就是亲日。他不知道,自打他学成回国之后,由于新政的缘故,中国学生成千上万地涌入日本,人多了,混日子的多了,有劣迹的人也多了,优待不复存在,考一专门学校都难上加难,对“清国留学生”的歧视也日益浮现,为了骗中国人的钱,大办速成学堂,无论学不学,一年发毕业证走人,后来的人,有心向学者,日子越来不好过了,而无心问学之辈,在每日伎寮酒馆,混得倒是满舒服。

曹汝霖回国之后,赶上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风云际会,从商部、外务部一路升上去,到辛亥革命前,已经成了部领导,外务部左侍郎了,比起当年回国的留美幼童和留英海军将领,运气好到不可以道里计。当年的倒霉鬼们,一般都得从底层做起,上军舰做水手的都有。此后回国海归日众,机会也没那么好了。况且,一步赶得上,步步赶上,此后在北洋政府里,此公也禄星高照,按理说,袁世凯的幕僚班底,主要是有英美背景的人,后来得意的,也是此辈,可曹汝霖例外。北洋政府有三个部的缺儿最肥,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交通部,一个是外务部。财政部自不必说,管钱的,再不济也有关余和盐余(缴纳庚子赔款之后剩下的关税和盐税余款)经手。交通部可以管几条铁路,京汉、京张和津浦路,铁路自然有收益。外务部照例是内阁第一大部,不仅经费优先,而且可以经手某些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曹汝霖分别在这三个部门轮流做,不是总长,也是次长。段祺瑞上台之后,曹汝霖更是得意,一度身兼财政和交通两总长,取代有财神之名的梁士诒,成为北洋新的财神。

即使五四铩羽之后,曹汝霖的境况其实也是不错的,首先是产业多多,工厂、矿山、医院,应有尽有,官虽然不当了,但却挡不住他泼天的富贵,不像章宗祥、陆宗舆两位,很快就陷入困窘。其次,桃花运佳,年近半百,还纳了一个当年参加过五四游行的年仅17岁的女学生做妾。晚年靠跟这女学生生养的两个女儿照顾,享年九十高龄。当然,最大幸运是,自打五四这么一闹,抗战之后虽然曹汝霖留在了北平,但却顶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没有进入伪政府任职,而且可以利用跟日本人的交情,做点儿好事。鉴于他资深的亲日资格,日本人对他不肯下水的坚持,也只好随他去。

像曹汝霖这样的人,显赫之时官虽然做得挺大,但也就是一介技术官僚。跟罗文干、顾维钧等人一样,谁来执政,都得用他们。政治上野心不大,见识也有限,行将就木之际写回忆录,依然幼稚地认为,五四运动他成为箭靶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初没有借给林长民的钱,惹下了麻烦,林长民放了一把野火(徐世昌语),把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归咎于他,属于挟私报复。只是,这样的技术官僚,下野之后固然活得相当滋润,却也相当在乎名声,五四火烧赵家楼的一幕,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将近九十岁的他,叙述起这段经历,历历在目,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遗憾,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嘛,没有官做了,毕竟不舒服。

无疑,曹、章、陆三位,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当家的段祺瑞亲日政策的替罪羊,真正的罪魁,不是他们。但是,作为亲日的政策执行者,尤其是经手大笔的西原借款,他们也是有责任的。明明知道借来的大笔款项都用做内战的军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张罗借款,一误再误,事后无论再怎样洗刷,也洗不干净的。一向命好的曹汝霖,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风光不再,好运不再,其实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