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若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十余年了。

朋友关系各种各样。一般而言，交往密切才算是朋友。而所谓交往密切，一年内至少应该见几次面，年节互致问候。但我们之间却并非如此，在我记忆中，十余年中，也就见过四五次而已，相互之间没通过一次电话。他是早就用手机的人，我去年才用手机，还不会发短信，故我连一次短信都没给他发过，也没收过一次他发给我的。他没向我要过我家的电话或我手机的号码，我也没要过他的。他是上网的人，我不上网，故十余年中，我们也没进行过一次网上交流。

然而我们真的是朋友。

我们的朋友关系真的可用“淡如水”来形容。

我知道，他觉得我们这种“淡如水”的关系很好，他很珍惜。我也觉得很好，同样很珍惜。浓的友情，我是需要的。淡的，也需要。

宏若曾是建筑行业某国企单位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他的知识身份是哲学硕士，在国企当老总之前曾当大学教师，并当得出色，十分热爱。

十余年前，我由另一位朋友推荐，参加过他们公司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我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参加那次活动的热忱极为由衷，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讴歌建筑工人的诗歌，于是认识了宏若。因有事，我一朗诵完立刻就离开了会场。那是，8月，北京的三伏天。我已走到送我的汽车旁了，听到有人叫我。转身看时，见是宏若。他较胖，却跑向我。至我跟前，脸上已淌下汗来，握着我的手连说谢谢。是党委书记而且是当过大学教师的人，那时刻竟除了“谢谢”二字，没再说出别的话来。然而他的表情，他脸上往下淌着的汗，证明那“谢谢”二字非同一般，充满了发自内心的真诚。但仅仅这一点，并不能就使我认为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他当然应该谢我啊。我的真诚，也当然应换得他的真诚谢意。

一个多月以后，他的秘书通告我，说他要请我吃饭。我赴请了，除了他我，还有时任中建总公司宣传部长的张勇平和推荐我参加活动的李忠孝。忠孝和勇平早已是我朋友，他们二位都说，是奉宏若之命前来相陪的。确实，宏若是为了郑重地再谢我一次。那次见面后，他送给了我两部他写的书——《坐而论道》A卷、B卷。

他还有暇写书，这是我没想到的。

而他谦虚地告诉我，两部书中的文章，基本上是用手机写的。在各地机场的候机室写的，或在汽车行驶的途中写的。他颇无奈地说他会多(当局级企业单位的党委书记的人会当然多)，只有用手机写，也只有那些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写。见我讶异，他掏出手机给我看。小于手掌，相当普通并且旧了的一部手机，只不过屏幕比一般的手机稍微大点儿。

我回家后，怀着十二分的好奇，相当认真地读了他的两部书，急切地想要了解，一位国企老总用手机都写了些什么——阅读之中，我渐渐对他刮目相看了。他写的大抵是散文，也有数篇杂文，如《“无可奉告”的背后》、《拒绝“忽悠”》、《虚荣》、《赌性》、《权术》、《假清高真俗气》、《礼貌的尴尬》、《说官气》、《王大拿的心态》、《装嫩是病态》，等等。散文也罢，杂文也罢，在古代是一概都叫作文章的。我不仅刮目相看，而且大大地讶异了——这个是党委书记的人，用手机还真写出了不少文章，其视野之宽，思想维度之广，一点儿不亚于职业的散文家杂文家呢。显然，他并没想通过写也成为“家”，所以一点儿也不卖弄文字，只不过有感而发，一吐为快，于是反而形成了一种平实自然的文风，仿佛在与朋友促膝相谈——那是一种我所喜欢的娓娓道来的文风。要从内容上来分类他的文章进行综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文章呈现出一种极大的跳跃式的思想活跃的状态，比如前一篇是《关于人才的流失》，紧接着的一篇便是《别听瞎掰》——从很庄严的社会现象议论，一下子转向了夹枪带棒的讽刺。但大体来说，A卷的内容是散文，B卷的内容是杂文。至于大的跳跃式的思想活跃状态，恰说明篇篇都是有感而发，非是为写而写。这也是一位业余写作者的极可贵处。

我很喜欢《命运如圈儿》一篇。

此篇从法国人的一次试验起笔——“将一种毛虫沿着花瓶的边缘排成了一个圆圈，在圈外放一些毛虫最喜欢的食物——松针。于是出现了一种景象，即毛虫们绕着花瓶一圈又一圈地走，每条毛虫都跟着前边的毛虫不停地兜圈子，如此转了七天七夜，最后因饥饿与力竭而死。虽然食物离它们不足十厘米远，都没有毛虫去摄取食物补充能量，可见是何等专心致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据说毛虫本来就近视，因此才有行动上的盲区。人类的视距则是长远的，但个头太大，活动范围较广，因此也就难免出现盲区，跟进之道就成了安全的捷径。”

如果议论到此为止，那么我对此篇的喜欢就会打折扣。

宏若当然要接着议论下去：“如果想追求‘发展’，就去转圈儿，等待着被大毛毛虫发现或喜欢，或者等待着前边的毛毛虫出局的时刻，即使转到死也要死而无憾……”

尽管点到为止，却能引起人的共鸣，且发人深省。

我也喜欢他的《朋友》。文中有句话是——“儿童没有交友的意识，只有交友的本能。”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成年人趋利的交友倾向而言的。

“正如西方人所说的那样：‘商业交往中有很多诀窍，但却不是交友的诀窍；做生意时没有朋友，交友时不应该做生意。’有时我们把生意场上的伙伴称为‘朋友’，实际上有指鹿为马的嫌疑，直接目的是套近乎，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做生意。如果说生意过程中可以交朋友，无论如何都牵强附会。除非某方面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否则连感激都换不回来。以利益换取所谓的‘友谊’，通常都是不会长久的。‘因利而聚，必因利而散’，几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诚哉斯言。像我这样的文人关于朋友发此议论，不足为奇。而一个必得终日在商场上与形形色色的商界人士打交道的人，不但对“朋友”二字心存以上感想，还要写入自己的书里，那么简直等于发表了一份“本人拒绝在商场上交朋友的公告”了！大多数自己也是商界人士的人，纵有同样感想，估计也会讳莫如深、掩藏不露的吧？

我不禁觉得宏若坦率得近乎“迂腐”，“迂腐”得极为可爱了。

关于“朋友”，他言犹未尽，于是又有了第二篇《话说朋友》。在此篇中，以下一段话，与我的交友原则完全一致：朋友也是人，不可能没有缺点。要求朋友没有缺点，就等于不要朋友。缺点可以被理解和容忍的人，都是可能成为朋友的。如果有不能被理解的缺点，或者有无法容忍的缺点，即便是朋友也会分道扬镳。能否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取决于一方面缺点的性质；也取决另一方面的理解力和胸怀。严重的缺点是不能被理解的，要人包容也很困难；把小的缺点看得很大，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同样会影响友情的建立和巩固。如果说保持友谊的最好办法是不出卖朋友，那么，知道危险而不说的人就是敌人。理解和包容不等于没有是非善恶，当朋友自以为是、身处险境而并不自知时，朋友必须直言相告。

朋友相处需要艺术，更需要坦荡，贵在真诚。如果总是动小心眼儿、耍小聪明就等于把朋友当成了傻瓜，他明白过来时就会失去了对你的信任；如果花言巧语，甚至阿谀奉承，可能让朋友暂时很高兴，却不能使朋友永远高兴。一旦发现你言不由衷，也就暴露出你虚伪的品质，友谊也会因此完结了。特别在那重要的事情上，作为朋友要直言相告、不掺水分，表达方式的斟酌是第二位的。只要你确实在为朋友着想，至少要为朋友的根本利益着想，说错了或做错了都没有关系，朋友最后一定会理解的。要知道，在朋友交往的过程之中，聪明不是关键的要素，真诚才是友谊的根本。

读罢以上两篇关于“朋友”的文章，一种想法自我心底油然而生——郭宏若，我是值得和他成为朋友的啊！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那种淡如水，淡到十余年间只见过三四面，平常也不联络的朋友。他的《朋友》和《话说朋友》，乃是我们成为朋友的纽带。但是至今，我们之间没就“朋友”二字交谈过一个字。那分明已完全多余。

我第三次与宏若相见，大约是两年以后的事，春节前。他给了我第三部书的部分手稿，他给自己那部书起的书名是《闲语江湖》。我一忙，没顾上看。又隔了两三年，我们第四次相见，他送给了我《闲语江湖》成书。而我，相当长的时间还是没看完，只对其中数篇有印象——《防小人》、《感受官气》、《江湖饭局》、《解但丁名言》、《容忍说话》……

在《容忍说话》中，他写道：“有时我们仇视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为富不仁，还因为我们有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心理要求……”

在《解但丁名言》中，他写道：“从设计的角度看，所谓‘自己的路’，应该是那种既符合个人的主观条件又符合他所面临的客观条件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通路关键在于走。与道路的选择比起来，行走的过程更加重要。只有在行走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才会走出自己正确的人生之路。即使选择了别人走过的道路，走过之后也就成了自己的路。只要在那里留下了足迹，就成为了自己人生道路的组成部分……”

在《江湖饭局》中，他写道：“理性地说，中国的饭局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具有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无论如何，通过饭局来办事的习惯，绝对不是一种文明的习惯……”

在《感受官气》中，他写道：“什么办公厅啊、科处长啊，还有大官身边的秘书、主管部门的大仙小神等，都是绝对不能得罪的。有些人的权力并非是独立的，却是通向权力的桥梁。由于他们具有‘拼缝’的条件，也就有了组合资源的便利。俗话说，他们‘做酱不咸，做醋却酸’。他们本身办不成事，但可以影响那些能办事的人，有时会使人将他们的意思误以为大官的意思。即使为了通过他们搞好同大官的关系，有时也不得不给这些人面子，甚至把他们当‘灶王’般地供奉，希望通过他们沟通上下，‘上天言好话，下界保平安’！如果有哪个企业对官员的召唤置若罔闻或有所不敬，十有八九会招来祸患的。不管是照章办事，还是有意刁难，反正将体会到衙役的重要，有时会使企业付出代价……”

在《防小人》中，他写道：“一般情况下，君子全心全意地做事，很少动心思琢磨小人；小人却精心地琢磨君子，并精心地设计陷阱和攻击对策。有时是为了扳倒对手，有时则为了给对手添乱……古今中外，许多坏人都绝顶聪明，否则成就不了坏的事情……用好人，才能做出好事；用能人，才能做成大事；用庸人，就做不成事；用小人，只能坏事……”

以上仅是宏若前三部书的内容点滴，所谓“全豹”之“一斑”耳。

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居然交给了我一纸袋文稿，真诚地说请我看看有没有些进步。

我笑问：“还是用手机写的吗？”

照例相陪的勇平代答：“现在电子产品快速地更新换代，人家开始用‘苹果’了！”

我取出文稿翻阅，居然厚厚的四部分，一百余万字，再排印三部书也绰绰有余。他说他退二线了，时间充裕多了，更喜欢思考和写作了。但我由于陷入自己的创作中难以自拔，只不过挤出时间每部分看了两三篇。那么，在后一百余万字中，宏若又写到了些什么事，记下了些什么思考呢？且举其中两篇为例：《因为无奈，只好宽容》一篇讲的是2009年他去上海出差，返回时登上了十点三十分的飞机，到家却已是十九点四十分，在飞机里坐了整整七小时！先是因为“空中管制”，不能起飞。十三点十五分机场上空下起了大雨。十三点三十分飞机还不能起飞是因为要“排跑道”。十三点四十分“马上就要起飞”了。然而，航空公司所谓的“马上”，与乘客理解的“马上”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飞机晚点，我感到焦虑，但没有愤怒。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不下飞机，就只有等待，焦躁和泄愤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机组人员，同样也左右不了什么时间起飞。这时，坐在旁边的朋友十分感慨地说：“因为无奈，我们只好宽容！”

是的！面对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除了包容还能怎么样呢？我们无力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应对环境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宽容些，这样可以让别人更好受一些。有时候，宽容和善良不一定反映人的修养和境界，可能完全是出于无奈！

人嘛，喜欢张扬个性，在乎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尊严，希望社会按照规则运行，这些都是对的。然而，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它向着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向转变。当无法转变时又该怎么样呢？可能只有接受现实，力争不要对我们造成损害，或者争取把损害程度降到最低。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需要认真对待，要根据我们所承担的角色，用心去做，认真地去做，否则就会错过机会，就会良心不安。但是，总有些事情是力不从心的，放弃也是正确的选择，否则会越活越累。放弃之后，需要保持平静心态，而不是后悔。

对于有些事情，我们之所以坚持，就是因为以为那都是理所当然的。诸如飞机晚点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喜欢，可又能怎么样呢？你可以生气，甚至你可以骂街，或者干脆走下飞机。但冷静想一想，这能改变现状吗？显然无济于事。莫不如耐心等待，秉持着包容的心态，放弃所有不满的想法，包括放弃牢骚和表达愤怒的权利……

明明一件令人光火的事，他却总结出了一大套“放弃所有不满的想法”的道理。你可以不接受他的说教，但你又不得不承认，他的道理不失为一种“道”和“理”。

《一个真实的骗局》一篇讲的是他如何帮另一位国企老板避免上当受骗的事：

有个熟人，我叫他老尚，曾经做过两个国有企业的老板。2001年，审计机构发现他所做过的企业有违规决策及其他一些问题，老尚非常紧张，委托一些人帮忙摆平。当人们面临危险时，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去化解危机，这没什么不对。有趣的是，这位尚先生饥不择食，有病乱投医，竟然误信江湖骗子，寄希望于那种特别没谱的人。这使我想起听过的一种说法，抢救溺水的人必须先把他打昏，然后才可以实施救助，否则会把救他的人一起拖下水。因为，溺水的人会在水里胡乱地挣扎，遇到什么就会死死地抓住不放。

我想，那老尚面临被处分的危险时，心理状态可能跟溺水的人差不了多少，一心一意想摆脱困境，谁说能帮上忙他都会相信。假如在平时，我想他是不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他不是个等闲之辈，心理素质应该是不错的。就连我这样的旁观者，一开始就对他所委托的人充满怀疑，像他那样精明的人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很显然，当人们身处危险境地时，情绪和观察力都会出现异常，从而使判断力明显地下降，认识上出现偏差就难以避免了，可悲的是他自己却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从旁边提醒，往往也是无济于事的。

宏若识破的骗子叫陈祝，不但有特异功能，而且据说夫人是军委副主席的女儿，住在价值一千几百万的别墅中。

就这样，我陪着老尚到了陈祝家。陈祝，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说话带有四川口音。见面时，他穿着一条军裤，上身是一件褐色的毛衣。我们主动地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陈祝带我们到他的书房，让我们详细谈一谈事情的经过。书房里，挂有很多陈祝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他还把相册拿给我们看，也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说他现在是国防科工委的大校，并指着衣架上的大校军服给我们看，同时也出示了他的军人证件。他那样急切地展示自己的身份，让我立刻警觉起来，特别留心他的一举一动，边听他谈话，边仔细地观察那些照片。

陈祝爽快地答应帮忙，并且讲了讲帮忙的思路。大意是：由我们写一份申诉材料，尽可能简短些，因为大人物不喜欢长篇大论；由他亲自去拜见大人物，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向首长报告；争取让大人物过问这件事情，给审计机构打个招呼，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老尚的工作，保护像老尚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听他这样说，我问了一句：“您估计首长能帮这个忙吗？”陈祝说：“没问题！老板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处理事情也很公正！”他边说话边领着我们来到客厅，指着墙上悬挂的那幅他与“老板”的合影说：“我还有别的事找他，已经说好见面。”

接下来，陈祝讲述了他所具有的特异功能，还给我们播放了他表演特异功能的光盘。我只记住了一个情节：他把树叶撕得粉碎，然后捂在掌心里发动，竟然使树叶恢复了原状，看上去特别神奇。他还回忆过一次表演的过程：把一个人的身份证弄成了几块，用手撕不动时就用牙咬，最后再把它恢复原状，结果发现少了一角儿，原来粘在自己的牙缝里了。于是他把那个身份证的一角儿从牙缝里剔出来，再一次发功，最后才把身份证完整地交给所有者。据他自己说，国防科工委已经把他保护起来，并授予军衔，主要是为了研究他所具有的特异功能。

在他的忠告之下，老尚最终并没上当。而一旦上当，一千多万的国有资金，便会落入骗子们的腰包……

“至于那个陈祝，不知他现在是不是还在行骗。不过我相信，他在这个社会里是有市场的。因为，总有一些人深陷困境，那是他们最容易受骗的时候。”

宏若的文章，显然与职业文人们的文章极为不同。包括我这样的后者们，写之前，那种给他人看的职业意识，或多或少总是有些的。

但宏若，或言宏若们笔下所写，似乎首先是为了完成一种为自己留下思考记录的目的。给别人看的意识，即使有，似乎也是第二位的。仿佛印成书，还是为了思考记录的整理与保留。一言以蔽之，写之于他们，更是纯粹喜欢的事。由喜欢而渐变为人生方式，非职业性的，纯粹喜欢的人生方式。功利的目的，几近于无。若非说有，大概便是，通过写，首先滋养了个人之心性。

古人云：文可润心。在从前年代，文与润心的关系，往往是通过读来达到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喜欢写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对于中国，这是极好的事。许许多多中国人，已不满足通过读中坚力量之人的书来润自己的心。他们通过亲自来写达到润心之目的。并且，依我想来，这是与读别人的书相辅相成的润心方式。尤其是像宏若这样的做过大学哲学教师的人，将自己所识之人，所历之事，所生之感悟一一写来，那么简直便是在自觉地实行着自己做自己的人生导师，自己教育自己的信条。

也许，正因为他这一种意识太强太自觉，才会于许许多多事情中，不断地生出感想来。而我也正是由于从他两三百万字的文章中品咂出了此点，才称他为“不倦的思想者”。

我认为，尽管他当了十几年的国企老总，但骨子里仍是一个被深深地“哲学化”了的人。他的文章，也打上了同样的印记。

一个起初被哲学所化，后来又被文学所化的人；一个起初靠读来润心，后来靠写而润心的人；一个自觉地实行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做自己人生导师信条的人；一个因为喜欢而写作，并非由于职业要求而写作的人，那么他的书，凭以上几点，便肯定具有值得一读的意义了。

但愿中国像宏若这样的人更多些！祝宏若的后两部具有叙事原态性和思考原发性的书早日出版！让我们都来学习他，不断地不倦地思考，将人生也当成思考的过程！因为，经历着、思考着、记录着——这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愉悦呢……

2012年1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