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国朋友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麦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格外注意。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能予自个儿。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麦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吗?凭你和麦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

连老父亲也说:“我看麦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麦克是肯定会答应的。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麦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麦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麦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只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子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麦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

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麦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我们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麦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不甚知道麦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

“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

“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样!”麦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做你的妻子吗?”麦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麦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我说:“猜不到。”麦克说:“你认真猜猜。”我想了一会儿,摇头。麦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得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也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麦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他思考片刻,低声道:“如果你这么认为,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我说:“随你。”妻接着我的话说:“麦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中国算是没救了!”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那天,麦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麦克的那番谈话。麦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产党的干部!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有权,也坐地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再把你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一辈子!看你还烧包不烧包!……”

对于父亲的怒斥,我只有低头默然而已。

父亲还说:“我告诉你,以后你写文章,只许说共产党好,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一句不好都不许说!一篇文章一百多元的稿费,再好的党也不肯花钱雇你骂它的!”

我依旧默然而已。

有这样一位老父亲,我常感到在家中的言论颇不自由。别说我脑后并无“反骨”,即便生着所谓“反骨”,有老父亲天天对我“警钟长鸣”,“反骨”也会渐渐变成软骨的。何况我对我们的党,没理由怀什么刻骨仇恨,不过是希望它更伟大、更纯洁、更光明、更正确罢了。

但为了向父亲表示,我铭记了他的话,我就将儿子从地板上抱起,亲了一下,说:“爸爸是绝不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爷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

下一个星期六,麦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茸茸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妻问:“那里有电冰箱吗?”麦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麦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我说:“能买得到。”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板箱,把里面的玩具一样样摆在地板上:飞机、火车、大炮、坦克、小狗、小猫等,摆了一长溜。

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

麦克用一串钥匙从儿子手中哄过主席像章,一边欣赏一边说:“只听说中国‘文革’时期有这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头一次见了!”欣赏一会儿,拿着问儿子,“知道这是谁吗?”

两岁半的儿子回答:“大胖子!”从麦克手中夺过像章,就在地板上滚着玩。我非常生气,从地上捡起像章,举手就欲打儿子。妻子赶快将儿子抱起,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就成过错了?”我举起的手,缓缓地放下了。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他会崇拜一位足球名将、电影明星、哲学家、艺术家、作家、歌星、音乐家,或者一位时装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是位非常非常有钱的什么什么人……

让他自己去选择吧!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应比我们这一代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儿子受到我那一句喝骂,又见我欲打他,吓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将他抱往邻居家去。麦克见我沉思,问:“你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崇拜这个问题。”麦克又问:“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我沉思良久,说:“崇拜是人类的童年心理,我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于是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毛主席的功过方面。我说:“我依然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十分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十分伟大的人物。”

“可你刚才还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麦克表示不解。我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释清楚。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我耳畔仿佛有千百万童声在齐唱着这样一首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