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故乡和亲人 忆念荷姐

如果统领宇宙的造物主愿意展示他那宏大无比的法力的话,愿他让我那在济南的荷姐仍然活着,她只比我大两岁。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常想到荷姐。一转眼,她的面影就在我眼前晃动,莞尔而笑。在仪态上,她虽然比不了自己的胞姐小姐姐的花容月貌,但是光艳动人,她还是当之无愧的。

话头一开,就要回到七八十年前去。当时我们家同荷姐家同住一个大院,她住后院,我们住前院。我当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子,语不惊人,貌不逮众,寄人篱下,宛如一只小癞蛤蟆,没有几个人愿意同我交谈的。只有两个人算是例外。一个是小姐姐,一个就是荷姐。这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到了1929年,我十八岁了。叔父母为了传宗接代,忙活着给我找个媳妇。谈到媳妇,我有我的选择。我的第一选择对象就是荷姐。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漂亮、聪明、伶俐、温柔。但是,西湖月老祠对联的原一联是: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我同荷姐的事情大概是前生没有注定,终于错过了姻缘。

1935年,我以交换研究生的名义赴德国留学。时间原定只有两年。但是,1937年,日寇发动了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我无法回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有国难归,一住就是十年。幸蒙哈隆教授(Gustav Haloun)垂青,任命我为汉学讲师,避免成为饿殍。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借这个机会,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于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一个是斯拉夫语言学,一个是英国语言学。博士拿到手,我仍然毫不懈怠,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结果写成了几篇论文,颇有一些新见解、新发现。论文都是用德文写成的。其中一篇讲语尾变为u或o的问题。是一篇颇有意义的文章。Sieg教授一看,大为欣赏,立即送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一个外国青年学者在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1945年秋天,我离开了德国到瑞士去。在那里参加了庆祝国庆的盛会。对中国(那时是国民党)外交官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1946年,我离开瑞士,乘运载法国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又乘轮出发,经香港到了上海。出国十年,现在一旦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心中激动万分,很想跪下亲吻土地。但是,一想到国内官僚正在乘日寇高官撤走,国内大汉奸纷纷被镇压之际大耍五子登科的把戏,我立即气馁,心虚,不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这一年的夏天,我一半住在上海,一半住在南京。在上海,晚上就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晚上就睡在长之在国内编译馆的办公桌上。实际上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心情极不稳定,切盼自己有朝一日能有自己的一间小房。

这年秋天,我从上海乘轮船到达秦皇岛。下船登车,直抵北京。当时烽火遍地。这一段铁路由美国兵把守,能得畅通。我离故都已经十年。这一次老友重逢,丝毫没有欢心鼓舞的感觉。正相反,节令正值深秋,秋水吹昆明(湖),落叶满长安(街),一片荒寒肃杀之气。古文“悲哉,秋之为气也”,恰能表达我的心情于万一。

我被安排到五四时期名建筑红楼上去住。红楼早已过了自己辉煌的童年、青年和壮年,现在已经是一位耄耋老翁了。它当然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活的东西。静心观万物,冷眼看世界,积累了大量的智慧和见识,我住在里面,仿佛都能享受一份。甚可乐也。可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此时,四层大楼一百多间房子,只住着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个人。走廊上路灯昏黄,电灯只开了几盏。楼下地下室在日寇占领期间是日本宪兵队刑讯中国革命者的地方,也是他们杀人的地方。据说,到现在还能听到鬼叫。我居德国十年,心中鬼神的概念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是这样,我现在住在这一座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感到鬼影憧憧,鬼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竖。

第二天,我去见汤用彤先生。由陈寅恪先生推荐,汤用彤先生接受,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这次去见汤先生,由代校长傅斯年陪伴。校长胡适正在美国。在路上,傅斯年先生一个劲地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到北大都必须先当两年的副教授,然后才能转为正教授。这是多年的规定,不允许有例外。我洗耳恭听,一言不发。见到汤先生以后,他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聘我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先做一个礼拜的副教授,表示并不是无端跳过了这一个必经的阶段。我当然感激之至。这是我在六十年前进入北大时的一段佳话。

这一年和下一年——1947年,我都在北大教书。一直到1948年,我才得到一个机会,搭乘飞机,飞回济南。我已经离家十三年了。这一次回来,也可以说是一享家人父子之乐吧。

荷姐当然见到了。她漂亮如故,调皮有加。一见我,先是高声呼叫“季大博士”。这我并不奇怪,我们从小互相开玩笑惯了。但是,她接着左一个“季大博士”,右一个“季大博士”,说个不停。这就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悚然听之,我猛然发现,在她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点凄凉,一点寂寞,一点幽怨,还有一点悔不当初。一谈到悔不当初,我就必须说,这是我们自己酿成的一杯苦酒,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品尝。在这里,主要当事人是荷姐本人,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从此以后,就同荷姐失去了联系,到现在已经快六十年了。其间,我曾由李玉洁陪伴回济南一次,目的是参加山大校庆。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探寻荷姐的行踪。到了今天,又已经过去了几年。看来,要想见到荷姐,只有梦中团圆了。

2006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