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故乡和亲人 忆念宁朝秀大叔

我六岁以前,住在山东省清平县(后归临清)官庄。我们的家是在村外,离开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我家的东门外是一片枣树林,林子的东尽头就是宁大叔的家,我们可以说是隔林而居。

宁家是贫农,大概有两三亩地。全家就以此为生。人口只有三人:宁大叔、宁大婶和宁大姑。至于宁大姑究竟多大,要一个六岁前的孩子说出来,实在是要求太高了。宁家三口我全喜欢,特别喜欢宁大姑,因为我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当时的伙伴,村里有杨狗和哑叭小。只要我到村里去,就一定找他俩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玩的,无非是在泥土地里滚上一身黄泥,然后跳入水沟中去练习狗爬游泳。如此几次反复,终于尽欢而散。

实际上,我最高兴同宁大姑在一起。大概从我三四岁起,宁大姑就带我到离开官庄很远的地方去拾麦穗。地主和富农土地多,自己从来不下地干活,而是雇扛活的替他们耕种,他们坐享其成。麦收的时候,宁大姑就带我去拾麦穗。割过的麦田里间或有遗留下来的小麦穗。所谓“拾麦子”,就是指捡这样的麦穗。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提一个小篮子,跟在宁大姑身后捡拾麦穗。每年夏季一个多月,也能拾到十斤八斤麦穗。母亲用手把麦粒搓出来,可能有斤把。数量虽小,可是我们家里绝对没有的。母亲把这斤把白面贴成白面糊饼(词典上无此词),我们当时只能勉强吃红高粱饼子,一吃白面,大快朵颐,是一年难得的一件大事。有一年,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弄来了一块月饼。这当然比白面糊饼更好吃了。

夏天晚上,屋子里太热,母亲和宁大婶、宁大姑,还有一些住在不远的地方的大婶们和大姑们,凑到一起,坐在或躺在铺在地上的苇子席上,谈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手里摇着大蒲扇驱逐蚊虫。宁大姑和我对谈论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躺在席子上,眼望着天。乡下的天好像是离地近,天上的星星也好像是离人近,它们在不太辽远的天空里向人们眨巴眼睛。有时候有流星飞过,我们称之为“贼星”,原因不明。

西面离开我们不太远,有一棵大白杨树,大概已有几百年的寿命了。浓荫匝地,枝头凌云,是官庄有名的古树之一。我母亲现在就长眠在这棵大树下。愿她那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幸福,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她的儿子没有给她丢人。

我在过去七八十年中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但是,对母亲这个人还从来没有介绍过。现在我想借忆念宁朝秀大叔的机会来介绍一下我的母亲。

母亲姓赵,五里长屯人,离官庄大概有五里路。根据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的观察,赵老娘家大概很穷。我从来不记得她给我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家的西邻是一家专门杀牛卖酱牛肉的屠户。我只记得,一个冬天,从赵老娘家提回来了一罐子结成了冻儿的牛肉汤。我生平还没有吃过肉,一旦吃到这样的牛肉汤,简直可以比得上龙肝凤髓了。母亲只是尝了一小口,其余全归我包圆儿了。我自己全不体会母亲爱子之情,一味地猛吃猛喝。母亲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捞到,临走时还是一个季赵氏。可怜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怜兮兮地活了一辈子,最远的长途旅行是从官庄到五里长屯,共五华里,再远的地方没有到过。至于母亲是什么模样,很惭愧,即使我是画家,我也拿不出一幅素描来。1932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痛不欲生,曾写过一副类似挽联的东西:“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可见当时已经不清楚了。现在让我全部讲清楚,不亦难乎?但是,有一点我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八十多年以前,在清平官庄夏季之夜里,母亲抱着我,一个胖墩墩的男孩,从场院里抱回家里放在炕头上睡觉。此时母亲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多么充实,多么自傲,又是多么丰盈。然而好景不长,过了没有几年,她这一个宝贝儿子就被“劫持”到了济南。这是母亲完全没有料到的,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此后,由于家里出了丧事,我回家奔丧,曾同母亲小住数日。最后竟至八年没有见面。我回家奔母亲之丧时,棺材盖已经钉死,终于也没有能见到母亲一面,抱恨终天矣。我只知道儿子想念母亲的痴情,何曾想到母亲倚闾望子之痴情。我把宝押在大学毕业上。只要我一旦毕业,立即迎养母亲进城。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正应到我身上。我在外面是有工作的,不能够用全部时间来怀念母亲,而母亲是没有活可干的。她几乎是用全部时间来怀念儿子。看到房门前的大杏树,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常爬上去的。看到房后大苇坑里的水,她会想到,这是儿子当年洗澡的地方。回顾四面八方,无处不见儿子的影子。然而这个儿子却如海上蓬莱三山之外的仙山,不可望不可即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我曾写过很多篇怀念母亲的文章,自谓一个做儿子的所应做的事情,我都已做到了。现在才知道,我对母亲思子之情并不了解。现在才稍稍开了点窍。

上面我借写宁朝秀大叔的机会,介绍了一下我的母亲。

现在仍然回头来写宁大叔。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宁大叔家是贫农,只有两三亩地。宁大婶和宁大姑都是妇道人家,参加不了种地的活。所有种地的活都靠宁大叔一个人。耕地要牛,人之常识。但是,有牛又谈何容易。官庄前街有牛的人家屈指可数。首先是大地主张家楼张家,住在一条胡同里,家里有五条牛。主人从来不走出家门。其次一家就是我的二大爷,是举人的第二个儿子,属于富农,有两头牛和一个扛活的。至于杨家和马家是否有牛,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宁大叔家里只有他,没有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人变成牛,才能种庄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于宁大叔是怎么操作的,我没有看到过,不敢乱说。

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家长期保留着三分地。早先是怎么耕种,我不清楚。自我父亲去世到我母亲去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耕种都由宁大叔一人承担,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这八年内,母亲一文钱的收入也没有,靠的就是这三分地。如果我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每年给母亲寄三四十元钱,这能力我还是有的。可怜我的脑筋是一个死木头疙瘩,把希望统统放在大学毕业上,真是其愚不可及也。

在农民中,我们家算是什么成分呢?我一直不清楚。土改时,宁大叔当时是贫协主席,还给我们家分了地,对我母亲和我而言,我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对是家长的我父亲而言,却是不公正的。

我现在就来谈一谈我的父亲。我不奉行那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教条。反正你不说,人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了历史,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官庄的上一辈,大排行十一人。只有一、二、七、九、十一留在关内,其余六人全因穷下了关东。我的父亲排行七,济南的叔父行九,与行十一的一叔是同母所生。一叔生下后,父母双亡,他被送了人,改姓刁。父亲和叔父,无父无母,留在官庄,饿得只能以捡掉在地上的干枣果腹。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便商量到济南去闯荡。二人大概很受了不少的苦,当过巡警,扛过大件。最终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兄弟二人便商议,父亲回家,好好务农。叔父留在济南挣钱,寄回家去。有朝一日,二人衣锦荣归,消泯胸中那一团郁闷之气。完全出人意料,这样的机会不久就得到了。叔父在东北中了湖北水灾头奖,十分之一共三千元。在当时,三千元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听说,雇人用车往官庄推制钱。可见钱之多。现在兄弟俩真是衣锦还乡了,好不神气!父亲要盖大宅子。碰巧当时附近砖瓦窑都没有开窑。父亲便昭告天下:有谁拆了自己的房子,出卖砖瓦,他将用十倍的价钱来收购。结果宅子盖成了:五间北房,东西房各三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一时颇引起了轰动,弟兄俩算是露了脸。但是,时隔没有多久,父亲把能挥霍的都挥霍光了,最后只能打房子的主意。整个地卖,没有人买得起;分开来卖,没有人买。于是自留西房三间,其余北房五间,东房三间统统拆掉,卖砖卖瓦,没有人买,只好把价钱降到最低,等于破砖烂瓦。

我讲到父亲的挥霍,其实他既不酗酒,嗜赌,也不嫖、吃,自己没有什么嗜好。据我观察,他的唯一嗜好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他能在庙会上大言宣布:“今天到会的,我都请客!”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一百多元。那时候一百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八十元,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他自己吃的,而是他那些酒友。

父亲认字,能读书,年幼的时候,他那中了举的大伯大概教他和九叔念书认字。他在农村算是什么成分,我说不清。他反正从来也没有务过农,没有干过庄稼活。我到了济南以后,有很多年,他在农村把钱挥霍光了,就进城找叔父要钱。直到有一年,他又进城来要钱。他坐在北屋里,婶母在西屋里使用了中国旧式妇女传统的办法,扬声大喊,指桑骂槐,把父亲数落了一阵。父亲没有办法,只有走人,婶母还当面挽留。从此父亲就几乎不到济南来了。他在农村怎样过日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寄人篱下,想什么都没有用了。

父亲卧病的时候,叔父还让我陪他回官庄一趟。此时,父亲已经不能说话,难兄难弟,只能相对而泣而已。我叔父对他这一位败家能手的哥哥,尽悌道可谓尽到了百分之百。这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认为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这一篇文章本来是写宁朝秀大叔的,结果是鹊巢鸠占,大部分篇幅都让老季家占了。我在这里介绍了我的母亲,介绍了我的父亲,介绍了父亲和叔父的关系,把一个宁大叔不知挤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奔父丧回家的时候,天天见到宁大叔,还有宁大婶和宁大姑。离开官庄以后,直到母亲逝世长达八年的时间内,我不但没能看到宁家一家人,联想到他们的时间也几乎没有。我奔母丧回到官庄,当然天天同宁家一家见面。宁大姑特别怀念当年挎一个小篮子随着她去拾麦穗的情景,想不到我一转眼竟变成了大人。当时我们家已经没有了主妇,事情大概都由宁大婶操办。

我离开官庄后,在欧洲呆了十年多。回国后不久,就迎来了解放。家乡的情况极不清楚。一直到今天,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想到宁大叔一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多。宁大叔一家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2003年7月7日于301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