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一寸光阴不可轻 三进宫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阴差阳错,不知是哪一路神灵规定了2001~2002年是我的患病年。对三零一医院来说,我已经唱过一次二进宫,现在又三进宫了。

这一次进宫,同二进宫一样,是属于抢救性质的。但是,抢救的是什么病,学说则颇多。有人说是小中风。我虽然没有中过风,但我对此说并不相信。

要想把事情的原委说明白,话必须从2002年11月23日说起。在那一天之前,我一切正常。晚饭时吃了一大碗凉拌大白菜心。当时就觉得吃得过了量,但因为嘴馋,还是吃了下去。吃完看电视新闻时,突然感到浑身发冷,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身体抖个不停,上下牙关互相撞击,铿锵有声。身边的人赶快把我抱到床上。在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校医院的保健大夫来了,另外还来了几位大夫,我就说不清楚究竟是谁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一整天躺在床上,水米不曾粘牙。25日,有好转,但仍然不能吃东西。26日,大有好转。新江送来俄罗斯学者Litvinsky李特文斯基的《东土耳其斯坦佛教史》,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我顺便翻阅了几页。27日,我的学生刘波特别从西藏请来了一位活佛,为我念咒祈福。对此,我除了感谢刘波的真挚的师生情谊之外,不敢赞一辞。刘波坐在我身边,再三说:“你的身体没有问题!”他的话后来兑了现。当天我的情况很好。但是,到了28日,情况突变。于是李玉洁和杨锐,又同二进宫一样,硬是把我裹胁到了三零一医院。有了两次进宫的经历,我在这里已经成了熟人。一进门,二话没说,就进行抢救。我此时高烧三十九度四,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相当高的高烧。我迷迷糊糊,只看到屋子里人很多,有人拿来冰枕,还有人拿来什么,我就感觉不到了。后来听说,是注射了一针一千多元的药水,这大概起了作用,在短短的四五个小时之内,温度就到了三十六度多,基本上正常了。抢救于是胜利结束。

我被安排在南楼三楼十五号病房中。主治大夫是张晓英、段留法、朱兵。护士长是邢云芹,责任组长是赵桂景,看护勇琴歌。在以后一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同我打交道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住进来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观察。我想,观察我几天,如果没有重大问题我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进房间的第二天就开始输液,有人信口称之为吊瓶子。输液每天三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8点钟以后一次,在平常日子,我不久就要上床睡觉了,现在却开始输液,有时候一直输到10点。最初,我还以为晚上输液只是偶一为之。到了晚上还向护士小姐打听,输不输液。意思是盼望躲过一次。后来才知道,每晚必输,打听也白搭了,我就听之任之。

我现在几乎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大夫告诉我,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这绝不是大夫的怠慢或者懒惰。经过短期的观察,我认为我的三位主治大夫,同大多数的三零一医院的大夫一样,在医德、医术、医风三个方面水平确是高的。但是,为什么对我实行的“政策”却好像是“病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是不是因为知之了以后,不利于疾病的治疗呢?不管怎样,他们的善意我是绝对相信的。我现在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接受大夫的治疗,不应该胡思乱想。

但是,这并不容易。有输液经验的人都知道,带着针头的那一只手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一不小心,针头错了位,就可能出问题。试想,一只手,以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摆在床边上,半小时,能忍受,一个小时,甚至也能忍受,但是,一超过一小时,就会觉得手酸臂痛,难以忍受了。再抬眼看上面架子上吊的装药水的瓶子,还有些药水没有滴完。此时自己心中的滋味真正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有一次,瓶子吊上,针头扎上,我遂即蒙眬睡去,等我醒来时,瓶子里的药水刚好滴完,手没有酸,臂没有痛,而竟过了一天,十分满意。可惜这样的经验后来再没有过。我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我自己也想出了一些排遣的办法,比如背诵过去背过的古代诗、词和古文。最初还起点儿作用,后来逐渐觉得乏味,就不再背诵了。

但是,我总得想些办法来排遣那些万般无奈的输液时间。药水放在上面吊的瓶子中,下面有一条长管把药水输入我的体内,长管中间有一个类似中转站的构件,一个小长方盒似的玻璃盒;在这里面,上面流下来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滴入下面的管子内,再输流下来。在小方盒内,一滴药水就像是一颗珍珠,有时还闪出耀目的光芒。我无端想起了李义山的诗“沧海月明珠有泪”。其间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联系。

有一回,针头扎在右手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正在十分无聊之际,耳边忽然隐约响起了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在城门楼上那一段有名的唱腔。马连良、谭富英、高庆奎、杨宝森、奚啸伯等著名的须生,大概都唱过《空城计》。我对京剧有点儿欣赏水平,但并不高。几个大家之间当然会有区别的,我也略能辨识一二。但是,估计唱词是会相同的。此时在我耳边回荡的不是诸葛亮的全部唱词,而只是其中几句:“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聘;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这与我当前的处境毫无联系。为什么单单是这几句唱词在我耳边回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既然事实是这样,我也只有这样写了。

又有一次,在输液时,耳边忽然回荡起俄罗斯《伏尔加船夫曲》的旋律,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这首我特别喜爱的歌曲了。胡为乎来哉!我却真是大喜过望,沉醉在我自己幻想的旋律中,久久不停。我又浮想联翩,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无边无际地幻想起来。我想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有点儿令人难解。它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论文化渊源,应该属于欧洲体系。然而同欧洲又有所不同。它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时间并不长,却是一出台就光彩夺目。彼德大帝就不像一个平常的人。在他以后的一二百年内,俄罗斯出了多少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像门捷列夫那样的化学家欧洲就几乎没有人能同他媲美的。谈到文学,专以长篇小说而论。我们都很熟悉的法国和英国那几部大名垂宇宙的长篇小说,一提到它们,大家大都赞不绝口。但是,倘若仔细推敲起来,它们却像花木店里陈列的盆景,精心修剪,玲珑剔透,颇能招人喜爱。如果再仔细观察思考,却难免superficial之感。回头再看俄罗斯的几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固无论矣。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长篇而论,一谈起来,读者就像钻进了原始大森林,枝叶蔽天,蔓藤周匝,没有一点儿人工的痕迹,却令人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原始活力腾涌其中,令人气短,又令人鼓舞。这与法英的长篇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音乐方面,俄罗斯和西方的差异更为显著。不管是民歌,还是音乐家的其他创作,歌声一起,就给人以沉郁顿挫之感。这一首《伏尔加船夫曲》可以作为代表。我幻想中的旋律给了我极大的愉快,使我暂时忘记了输液的麻烦。

我自己很清楚,吊瓶输液是治病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吊得一多,心里的怪话就蠢蠢欲动。最后掠寻李后主写了两句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

吊瓶知多少。

这是谑而不虐,毫无恶意。我对三位老中青主治大夫十分尊敬,他们的话我都认真遵守,决不怠慢。

大家都知道,三零一医院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医院,院长、政委、副院长统统由将军担任。院的规模极大,机构繁多,人员充实;内外科别,应有尽有。设备之先进、之周全,国内罕有其匹。这样一个庞大的医德、医术、医风三高的医疗机构,在几位将军院长的领导下,在全体医护人员和勤杂人员的真诚无私的配合下,一年一天也不间断地运作着,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为成千上万的广大的军民群众救死扶伤,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我三次进宫长达一百天的停留中,我真感到,能在这里工作是光荣的,是幸福的。能在这里做一名病人,也是光荣的,也是幸福的。

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全身部件都已老化,这里有点儿酸,那里有点儿痛,可以说是正常的。有时候我漫不经心地流露出一点儿来,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瞒不了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三位主治大夫。有一天,我偶尔谈到,我的牙在口腔内常常咬右边的腮帮子;到了医院以后,并没有专门去治,不知怎样一来,反而好了,不咬了。正如上面所说的,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知是哪一位大夫听到了“牙”字,认为我的牙有点儿问题,立即安排轮椅,把我送到牙科主任大夫的手术室中。那一位女大夫仔仔细细检查了我的牙齿,并立即进行补治,把没有必要的尖儿磨掉,用的时间相当久。旁边坐着一位魁梧的军人,可能是一位将军,在等候治疗。我占了这么多时间,感到有点儿内疚。又有一次,我谈到便秘和外痔,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一位泌尿科的大夫,给我检查有关的部位。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既感动又不安。

从此以后,我学得乖了一点儿,我决不再说身上这里痛那里酸。大夫和病人从而相安无事。偶尔还吊一次瓶子,但这已是比较稀见的事,我再没有“春花秋月何时了?”这样的牢骚了。

时间早已越过了12月,向岁末逼近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常把自己的身体比做一只用过了九十多年的老表,怀表和手表都一样。九十多年不是一个短时期,表的部件都早已老化。现在进了医院,大夫给涂去了油泥,擦上了润滑油,这些老化的部件又能比较顺畅地运作起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治标。治本怎样呢?治本我认为就是返老还童,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世界上万事万物都不能返老还童。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的三位主治大夫目前的努力方向正是这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想把我身上的大小病痛统统除掉,还我一个十全十美的健全的体格。这情况,我看在眼中,感在心中,使我激动得无话可说。

但是,我想回家。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2002年即将结束。我不愿意尝“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滋味。虽然不是“万里”,但究竟不在家中,我愿意在家里过年。况且家中不知已积压了多少工作,等待我去处理。我想出院,心急如焚。张大夫告诉我,我出院必须由我七十多年前的老学生,三零一医院的老院长牟善初批准,牟早已离休,不管这些事了;但是,对于我他却非管不行。为此我曾写过两封信,但都没有递交本人。有一天,张大夫告诉我,两天后我可以出院了。心中大喜。但是,过了不久,张大夫又告诉我,牟院长不同意,我只好收回喜悦,潜心静候。实际上,善初的用意同张大夫一样,是希望我多住几天,需要检查的地方都去检查一下,最后以一个健康的人的姿态走出医院。这一切都使我激动而且感动。一直到2002年12月31日下午我才离开了三零一,完成了“三进宫”。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是三零一只有一所。能住进普通病房,已属不易。像我这样以一个文职人员竟能住进南楼,权充首长,也许只有我这一份儿。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想离开这里比进来还要难上加难。原因完全是善意的,已如上述。

写到这里,我的“三进宫”算是唱完了。不管我是多么怀念三零一,不管我是怎样感激三零一,不管我是多么想念那里的男女老少朋友们,我也不想像前三次进宫那样再来一次“四进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