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审时代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命题作文要我谈“知识生产机器”,委实是强人所为。当下,笔者所服务的高等教育界,满眼看去,净是些制造垃圾的机器和这些机器造出来的垃圾,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仅鼻子都习惯了,连眼睛都麻木了。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很。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捡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捡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的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特意制造垃圾的,垃圾实际上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排泄物。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垃圾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谁在后面提供给这种机器做这种无用之物的动力?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中国制造”,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提倡甚至要求。

我们的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评估指标,都跟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据说已经是海归当家,但所拿出来的评估体系,却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科研成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而且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只要有了数量,那么学校就可以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各种好处,不仅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等等标志学校“档次”的东西,需要科研成果数量来支撑,还有一些由我们的学官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名堂,什么重点学科啦,学科研究基地啦,精品课程啦等等,评上评下,除了必要的“攻关”之外,也主要看学校的成果数量。各个高校对教师制订各种考核指标,甚至逼着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大搞土法炼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看重数量,可能是由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好评定。不过,我们的学官们对数量的偏好,其实一点都不是由于学术成果质量评估的困难。从根上说,是他们对学术垃圾情有独钟。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那些在211、985工程名下动辄资金上百万的课题,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多少是大而空的无病呻吟,不是“世界”就是“全球”,非“战略”即“规划”,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编出来的,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入得了学官的法眼,否则,就通不过。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进中国的教育界,估计多半会疯掉,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农村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儿童的义务教育还要依赖海内外的善款,一方面政府却大把大把地向高校撒钱,一个精品课,要给50万,一个人文课题上千万,上亿,甚至十数亿,而且做的都是无用功。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学界垃圾生产的动力源,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手里的钱越多,这种动力就越是强大,目前,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吞噬一切的地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的《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是科研成果。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的都是惩罚。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似的。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