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救救孩子 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

在中国谈师生关系,是一个糊涂的话题,不说还好,一说就乱,因为大家心目中的师生,大抵不是一回事。当年在乡下替人代课,有的农民会对你说,这孩子调皮捣乱,你就往死里打,打不死就行。然后再对我的学生说,老师就是父母,不听话揍你没的说。显然,在这些农民心目中,还有过去天地君亲师的影子,有意无意,把师生看成五伦中的一伦了。

其实,在古代社会(明清为例),老师也分档次,有些档次的所谓老师,没有人真的把他们当伦理关系中的老师来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没多少文化,只能教村里孩子识几个字的三家村学究,说起来也是老师,但大家都不会认真地把这种老师当回事,学生跟老师开个玩笑,搞点恶作剧,也没多大关系。但是那些能够给学生开讲,教学生开笔作文,而且讲得不错的,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些老师本身还有功名,是个举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学生高看一眼,日后学生发迹,这些人就是蒙师(启蒙老师)。

更进一步,如果学生考上了秀才,继续求学,无论进书院还是自投名师,这段生涯里的老师,一般就具有相当固定的意义了,属于授业老师,严格地讲,韩愈《师说》里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就是这些人。当然,最具法定价值的老师,是科举途中为你判卷而且最终录取你的那几位,无论房师还是座师,都是一个人生命真正具有伦理意义上的老师,一辈子都不能背弃,否则不仅会背上千古骂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师死了还要守制(辞官不做,结庐守墓)。

在古代社会,所谓的师生,实际上是师弟(老师和徒弟),无论讲课,还是平时相处,大抵一对一。

现代化在中国的体现,开初最主要的就是兴学堂,所谓学堂,就是西式学校。西式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开教室上大课,师生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加上洋鬼子不懂什么叫五伦,老师自然也不把自己当五达尊(中国有学堂之初,无论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有很多来自东西洋的老师),因此,师弟开始变成师生。有刻薄者,如马一浮就说,西式学校,等于商号公司,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

其实,即便西式学校,个中的师生,面目也不尽相同,上完课各不相干者固然有之,但是师生关系密切、犹若师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师家、住在老师家者有之,拜师行跪拜大礼者,也有所闻。特别有福或者无奈的,老师看上了,就作主把女儿嫁给学生的事,也不少见。

1949年以后,师生关系又是一变。一方面,当老师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搁在台上不是检讨就是挨批,师道之尊固然谈不上,欲求各不相干,也不可得。一方面,另一种国外的教育模式苏联模式的引进,教师作为某种理念的灌输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离传统“师”的身份,距离更远。

好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化的起点,只是,凡是在历史上走过的,都留下来自己的痕迹,有些人幻想着回到古代,重建师弟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多,可老师的架子不小,一摆就像皇帝或者老子。还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干主义,上完课走人,学生是谁,想要什么,全然没有干系,即便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个高校里的经典笑话,说是某导师在一次学术会上,认识一个学生,发现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还特别乖巧,于是建议说,你报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该学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实事。

当然,如果师生关系特别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老师则对学生特别巴结,比如高校办的各种挣钱的班,比如高官来读博士等等。

同时,前苏联式的工具模式,也没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本科评估,无非是检查各个高校的教师,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把知识或者真理或者标准答案,合乎标准地灌输给学生。这样一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乱,就跪而言,有学生跪老师的,也有老师跪学生的。

如果说上面有什么导向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工具主义,鼓励教师做工具,不仅中小学力行灌输,连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阶段的教育,都中学化,或者叫灌输化,把导师的自主性降低到最低。一方面则是老板主义,鼓励导师当老板,学生给导师打工,导师给学生发工资,不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导师拿不到课题,给学生发不了工资,就别带学生。前一种模式,师生是漏斗和瓶子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真正能让学生尊敬的,教师的学问和责任心,在这两种关系里,基本上是没有的,好像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