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戴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戴点儿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戴。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部下，每人一个，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处治。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儿，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件让收藏旧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败了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章，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乩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