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讲武堂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其实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大部分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支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旧物，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他们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却令讲武堂每个学生都感到自豪，他就是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有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我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拿的的确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儿，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到现在法国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主政云南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

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了压垮这个王朝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

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在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很自然地把新因子变成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后发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在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自然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