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化的风云变幻 当牛记者碰到强人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记者的口无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记者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记者惹着谁了,被告上法庭的不多,仇家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第一名居然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作“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跟林白水一点瓜葛都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