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化的风云变幻 关于“饿乡”的老生常谈

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伯夷、叔齐已经相当陌生了,即使是学文史的大学生也未必全知道他们的来历。记得在“文革”后期,一位乡间读过私塾的老先生拿着这两个名字来考我,本以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却答上了,可是周围的伙伴包括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却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中国人的时间似乎在二十世纪过得特别快,变化也特别大,倒退回去一百年,伯夷、叔齐的名字至少读书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堪称古代士大夫心目中圣洁的偶像,连“亚圣”孟子都称他们二位为“圣之清者”,历代赞誉他们的诗文以及画卷层见叠出,收集起来大概可以装上几马车。清代著名学者管同(异之)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夷齐饿死的阳山称为“饿乡”,心许为理想的圣境。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访问革命后的苏俄,写了著名的《饿乡纪程》,虽然将心目中的饿乡从阳山转移到了俄罗斯人那里,但说明在他心目中还有夷齐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圣,甚至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丧气话,似乎要步伯夷、叔齐的后尘了,然而终于还是舍不得父母之乡,吃着鲁侯的饭,老死在阙里。所以他只能算是“圣之时者”,比不得夷齐之“清”。伯夷、叔齐两位公子哥,放着好端端的孤竹国的国君不做,却为了某种虚玄的理想,苦苦劝阻周武王伐纣,据说他们认为殷纣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纣却不过是以暴易暴,以乱易乱,不合乎神农氏古德。(《册府元龟》卷八〇五)最后跑到阳山用自家的肚子实践“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后来据说又为了某妇人的一句闲话,连薇菜也不肯吃了,终于饿死在山上。伯夷、叔齐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中国历史由含混到清晰转化的时代,与同时代周文王与姜子牙的故事一样,也许带有很多的虚构性质,有多少真实可信的成分很难说得清。但是,这个故事在士大夫嘴里被传诵了几千年(老百姓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两位),自有某种道理在。

古代的读书人,能逃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归宿的并不多,求学之初就成心想离仕途远远的人就更是像白乌鸦那样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却又非常向往那种不食君禄、远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着也许有那么一天可以跟权倾天下的君王较较劲,不吃他的饭也不听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驾之余,往往会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与历代的隐士有着本质的区别,隐士们或者顾虑于仕途的险恶,以求自保,如秋风起思江南鲈鱼脍者;或者为待价而沽,如南阳草堂高卧者;或者干脆是以隐求进,如“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齐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种执拗和傻气。我们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还有那个毁容吞炭的豫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傻气和执拗——虽然傻的形式不太一样。傻气和执拗的背后,是士之为士的尊严。

秦汉以降,乐意维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对君主持不合作态度的人自然还有,但如伯夷、叔齐般的傻气和执拗却消淡了。名气很大的严光(子陵)不过是个高明的隐者,因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强当道的刘秀的王朝中,不会有他更好的位置,待在皇帝身边只会让这个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尴尬,也令自己多几分没趣,所以识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钓鱼。魏晋名士中,只有既喜欢打铁又能弹《广陵散》的嵇康还算有几分傻气。阮步兵只敢借酒躲过司马氏的攀亲,因为他遇穷途知道“恸哭而返”。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后面跟着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没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县衙后面官地里种的糜子没等进酒坊酿出酒来就挂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结局则未可知矣。尽管真正像伯夷、叔齐那样操练的人愈见其少,但他们二人身上的光环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后人追思夷齐,玩味悼惜那点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境,维持心中的那道尊严的最后防线。对“饿乡”的神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演进也伴随着他们的退化。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得似也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