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请著名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先生给大家做演讲。今天晚上见到周国平先生，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小事。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晚宴，因为时间还早，就和几个朋友顺便在下面的家具广场溜达。来到一个展厅时，看见一个工作台面上放了一本书，那是周国平先生写的，还不是最流行的那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而是一本非常哲学的书。旁边站着一位二十几岁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工作人员。我不知道是出于对周国平先生的注意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就顺便问了一下，这是你看的书吗？她点点头说是，我问你喜欢吗，她说非常喜欢。我接着又说，我认识周国平，你想认识他吗？她非常惊讶，说道，当然了。但正在这时，我的朋友说时间已经到了，得赶紧走了。我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现在想起来，正如周国平先生只活了五百二十天的女儿妞妞在相当程度上滋养了这位哲学家父亲一样，也许我那一介绍，通过周教授的调教，这个女孩子说不定也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像样的哲学家。今天我们希望周教授的一席讲演，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

周国平：主持人讲的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我也挺遗憾的，不过我怀疑你是故意不介绍的。主持人给我出的题目是“哲学的世界和企业家的世界”，我的专业是哲学，在座的大部分是企业家，应该说这个题目顺理成章。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完全不懂企业，不能联系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谈这个话题。我能做到的仅仅是面对企业家的世界，来谈一谈我所理解的哲学世界，然后你们自己来看一看这两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关系。所以，确切地说，我的讲题是“与企业家谈哲学”。

在许多人包括许多哲学家看来，哲学家和企业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这有一定的道理。哲学家整天和概念打交道，思考的是最抽象、最玄虚的问题，企业家整天和钱打交道，处理的是最具体、最实际的事务。一般来说，哲学家都比较穷，但他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很富有，往往还表现出看不起金钱和权力，好像很清高。从古希腊开始就有这样的传统，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大部分出身望族，但是很多人到成年的时候，都拒绝继承贵族身份，或者拒绝接受遗产，这种情况非常多。哲学家往往表现出对金钱和物质东西的蔑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有一回他在雅典街头跟同伴一起逛市场，逛完了说，原来这里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泰勒斯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历史记载最早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个天文学家，不过我发现他还做了一回企业家。他走路时老是抬头看天，想着宇宙的问题，有一次不小心掉到了井里，他的侍女说，你光想天上的事情，忘掉了地上的事情。她是嘲笑他对地上的事情很无能，这也是当时一般人对哲学家的看法。泰勒斯不服气，露一手给大家看看。他通过观察天象断定，第二年的橄榄肯定会丰收，于是把当地的橄榄油作坊都租了下来。到了第二年，橄榄果然丰收，他又把橄榄油作坊高价转租出去，赚了一大笔钱。这件事是亚里士多德记载的，他发表评论说，泰勒斯是要以此表明，哲学家并不是没有能力富起来，只不过他的志向不在这方面。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在金融操作方面是个天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搞垮了英格兰银行，九十年代中期又掀起了亚洲金融风暴，搞垮了许多银行。其实他也是一个哲学家，是奥地利大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这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事情。

有一些哲学家很极端，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认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都去搞经济、搞政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是社会的巨大损失。在他看来，真正有天才的人应该从事精神方面的创造。一定也有一些企业家看不惯哲学家，觉得他们闲着没事干，专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尝试，看看这两类人、这两个世界到底能不能沟通。我想这样来尝试，就是说一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家关注和思考一些什么问题，然后你们看看和你们是否也有关，哲学家想得有没有道理。

要知道什么是哲学，我要首先谈一谈哲学不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存在一种误解，往往把它等同于政治或意识形态，认为那是政治家需要的东西，一般人并不需要。这种误解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在儒家这里，哲学基本上就是伦理，而目的和归宿是政治，所谓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所以，就此而言，我要强调，哲学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但是，说到一般人需要哲学，我还要强调，哲学也不是一个实用的工具。现在打着哲学旗号的东西很多，什么营销哲学，处世哲学，交际哲学，等等，把哲学等同于谋略、技巧甚至江湖骗术。我们要明白，哲学教人的是智慧，不是精明。精明是会算账，善于算计利益，精明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在生意上用得着，但这和哲学无关。智慧是超越于利益的，它是一种总体上的人生态度，比如让你生活得积极又超脱，让你遇事看得开，有豁达的胸怀，这是哲学要做的事情。

那么，哲学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哲学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就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所谓根本问题，就是和人人有关的抽象问题。比如说，世界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当然是抽象问题，不是具体问题，但是它们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度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是面向整体，另一个是追根究底，它面向世界和人生的整体，追问世界和人生的究竟。当然，对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也可以进行哲学思考，但必须是立足于整体和究竟来思考的，才称得上是哲学思考。

哲学的思考是从惊奇开始的，无论人类还是个人，都是这样。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都是天文学家，他们对星空感到惊奇，开始思考宇宙究竟是什么，这时候哲学就诞生了。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曾经是这样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都曾经对星空感到过惊奇，对天外有天发生过神秘的遐想。世界观不是对世界的某种固定看法，不是用一个概念去界定世界，而是对世界的惊奇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当一个人对世界感到惊奇而问作为整体的世界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他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了。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有哲学悟性开始觉醒的时候，但是，由于问这种问题不会有什么答案，同时这种问题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又毫无用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俗事务的增多，我们就渐渐不去想这种问题了，觉醒了的哲学悟性又进入沉睡，甚至一睡不醒。哲学家可能是这样一种人，他在童年时代觉醒了的悟性没有再入睡，欲罢不能地一直在思考这种问题。

关于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有许多讨论，问题很复杂，和我们关系也不大，我不多谈了。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不要像我们以前那样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去套，认为做一个物质第一性的论断就万事大吉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而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你断定尼采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并不等于你了解了他的哲学，相反表明你对他的哲学没有任何了解。事实上，尼采说世界是生生不息的权力意志，就相当于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永远燃烧的火，尼采自己也明确说赫拉克利特是他的思想渊源，他们两人的思想的确很接近，可是我们又把赫拉克利特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由此可见，做一个简单的归类毫无道理。

我想说的是，哲学中世界观这一块，你没有兴趣也就罢了，如果有兴趣，就千万不要纠缠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些空洞的概念，你应该去读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原著，如果读进去了，享受到了和这些伟大头脑一起思考的快乐，你就知道哲学是什么了。

哲学中的另一块是人生观，这一块和我们大家都有密切关系。人生观就是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我认为人生有三大根本问题，一是死亡问题，二是信仰问题，三是幸福问题，我谈一谈这三个问题。

死亡问题当然和每个人都有最密切的关系，因为人人难逃一死。我相信，不管你是不是有意去想，这个问题都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隐痛，不时会发作一下。在我自己的经历中，这个问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折磨我了。那应该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我估计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死亡意识的觉醒基本上是同步的。我有一个女儿才四岁多，她已经开始提这个问题。有一天，她对我们说，她不想长大，我们就劝她说，如果你不长大，将来爸爸妈妈都很老了，你还那么小，我们就没有办法照顾你了。她一听马上哭起来了，说我不愿长大，也不要你们变老，她想让时间停止。她还问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告诉她，出生前人是天使，住在天上，死了人又重新变天使，回到天上去了，她对此将信将疑。如果你们有年幼的孩子，可以观察，一般在五岁的时候会比较多地问到死亡问题。然后呢，我的经验是在青春期特别多地想死亡问题，和小时候不同，这时候想得特别痛苦。我的推测是，如果说小时候是自我意识与死亡意识同步觉醒，那么，这时候是性欲与永生欲望同步觉醒，人生这么美好，这么让人留恋，就更加觉得死亡不可接受了。不过，一般规律是，随着进入中年，虽然事实上在一步步走近死亡，对死亡好像反而想得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除了因为生活的事务太繁忙，没有工夫想之外，一种普遍的心理是，觉得想也没有用，想不想到时候都得死，干脆就好好活，不要去想。还有一种心理是，觉得没有必要想，到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反正这是没法做准备的事情，到时候就受着，过去就完事了。可是，所有的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死亡是需要做准备的。比如说，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谈到，哲学就是为死亡预做准备，全部哲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把死亡问题想明白，从而到时候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佛教也认为，对死亡是必须做非常充分的准备的。我看过一本书叫《西藏生死书》，里面谈到，一辈子的修行都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修行的步骤很复杂，我体会简单的道理是，要做到在死的时候把一切都放下。平时我们可以很投入生活，但在投入的同时，要时时提醒自己，看清楚肉身的生活是虚幻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人的心性是世界的本体，世界包括肉身的生活是心性造出来的幻影，我们要安驻在心性里面去看肉身的存在，平时就要学会放下。如果平时什么都放得下，尽管有百万财富，但是你也把它看得轻若浮云，你一方面追求它、享受它，另一方面你不看重它，如果形成了这样一种稳固的心态，到时就能够很容易放下，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抱着。在相反的情况下，死的时候你必须一下子全都放弃，你当然会非常痛苦。所以，死亡是平时修行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真正面对的，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哲学家们对死亡问题的论述，基本意思是要你不回避，去想明白死亡是一件必然、合理的事，从而理智地接受它。我觉得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生死问题，还得靠宗教。我自己一直是在哲学的圈子里转，处于痛苦的思考中。所有的宗教都不让你作太多的思考，它们要求你有一套修炼的功夫，比如佛教的戒、定，通过修炼把你的整个心态、整个思想方式做根本的改变，我相信这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现在我还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的理性思考太强了，妨碍我这样做，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自己把它想明白，这也是学哲学的一个坏处吧。

不过，从我这种思考经历来说，虽然问题没有解决，好处还是要大于坏处。通过这样的思考，使我好像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不去想这个问题，平时沉浸在生活里，老觉得眼前的那些东西很重要，是人生的全部。经过了这样的思考，就会以一种比较超脱的眼光去看人世间的一些具体遭遇。无论成功还是挫折，快乐还是不幸，你一方面不妨尽情去体验这些经历，另一方面又能时常跳出来看它们，不完全陷在里面。当然完全在外面也不行，那样会觉得这些生活都是假的，人生就太虚幻了。但是，完全陷在里头更糟，你什么都太在乎，遇到灾祸必然不堪一击。人生既要有进取的精神，又要有超脱的眼光，二者不可缺一。可能这一点对于企业家尤其必要，我不主张完全超脱，完全超脱就做不了企业家了，但是商海凶险，逆境难免，哪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有必要给自己保留一种超脱的眼光。

思考死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为现实中的死做好准备。西藏人有一句俗语：明天和来世到底哪一个更早到来，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他们主张应该经常问一问自己，如果今天晚上死，我做好了准备没有。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做准备，就像法国作家蒙田说的，那样你就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很熟悉的客人，它一旦到来，你不会觉得很突然。

人生观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信仰问题。与动物不同，人不甘心仅仅活着，还需要有比活着更高的目标。所谓信仰，就是为生命确立一个比生命更高的目标。凡是高于生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精神性质的，它的核心必定是一种精神价值，所满足的是精神需要。人必须有信仰，这倒不是说因为有了信仰就多么高尚，而是因为信仰其实是植根于人性中的一种需要，如果没有信仰，人会感到空虚和迷惘。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始终存在着一个精神上价值定位的问题。当然，在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满足物质需要是第一位的目标。但是，在物质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满足精神需要的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现代化，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说，作为企业家，在创业的时候，财富的积累当然会是主要的目标。但是，在积累到一定水平后，你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会突出起来，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信仰问题。一切优厚的物质条件都有了，有最好的汽车，最好的住宅，最好的物质享受，继续赚钱是为了什么？你不可能再是为了自己消费，你实际上也消费不了这么多。当然，会有个别素质特别低的人，玩尽花样来烧钱，挥霍，狂赌，纵欲，他完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需要，你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多数人不可能是这样的。你拥有巨大的财富，成了富豪，在社会上有脸面，有地位，这使你有成就感，钱越多成就感就越大，这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了，但这样的精神满足的层次还是太低了一些。正是在有了相当财富之后，怎样继续朝前走，有没有一个精神目标，企业家之间素质的差异显示出来了。经济活动的直接目标是财富，但财富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只能是某种精神价值。一个素质好的企业家一定会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把财富当作手段，通过经济活动来实现比财富更高的目标，把人生理想的实现当作他的成就感的更重要来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这样的企业家相比，那些仅仅凭借财富本身获得成就感的人，那些仅仅靠身价多少千万、多少个亿风光的人，层次的确比较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就在有没有信仰。

一个好的企业家一定是有信仰的，所谓有信仰就是有人生理想，有精神目标，并且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索罗斯，他小时候很穷，沿街乞讨，甚至行窃，那时候他觉得金钱非常重要，一心想成为富人。后来他真的成了富人，到五十岁时，他的个人财产超过了三千万，这时候他就开始想：赚这么多钱到底要干什么呢？他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赞助世界各地文化事业。记者曾经问他：你是一个金融高手，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让很多人遭受损失，你有没有罪恶感？他回答说：没有，我是遵守规则的，我遵守规则赚的钱就是我应该得的，我的目标就是赚钱。可是，在赚了钱以后，我以什么方式来使用这些钱，这时候道德就起作用了，不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在西方，尤其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比尔.盖茨。

从哲学上来讲，对世界的思考是智力活动，对人生的思考是心灵生活。那么，我觉得，在一个企业家身上，赚钱的过程是他的智力活动，更体现他的智商、才能、进取精神，花钱的过程是他的心灵生活，更体现他的情商、胸怀、人生理想。

（第三个问题是幸福问题，略。）

国家经贸委中外名家讲坛现场互动

问：在您的情感世界中，金钱的分量有多重，它对您的哲学研究与写作有多大影响？读了您的书感受很深，妞妞使您成就了一部不朽名著，她已经离开人世几年了，至今对您还有怎样的影响？

答：人穷志短，我认为贫困是很毁人的，一个人若要为生存去挣扎，肯定会损害他的精神生活。我希望自己比较有钱，但是，从我的写作来说，金钱不是主要的，精神上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能够给我带来金钱，不过它应该是副产品。第二个问题我比较难回答。妞妞是我人生中特别重大的经历，这个经历对我的影响一言难尽，其中有许多很无奈的东西。从外表上来看，我仍然活得好好的，又有了孩子，而且也很可爱，但我不想说这是对我那段经历的补偿，这是两回事。人生中有很多无奈的东西，存在于内心最深的地方，它会翻起来，在那个时候你是绝望的，但是你不能沉浸在那里面，必须出来。就是这样，我必须有世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生活下去。

问：一个人在创业时期如何处理好名与利的压力，赚钱立业与追求精神世界的完整能否重合？

答：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特别难。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在创业时期，肯定要用大部分精力甚至全力以赴去做和创业有关的事情，不可能把很多时间用于精神生活方面。我想，也许只好暂时放下，但放下不是丢弃，你必须保持这个愿望，有这个愿望和没有这个愿望是不一样的，有这个愿望，只要条件允许，你会随时拣起来。我们从现在那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其中有的人在事业有成之后，得以更好地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我相信原因就是他们虽然曾经放下，但没有丢弃。

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当代中外哲学家中，您最敬重哪一位？为什么？第二，您怎么评价中庸？

答：当代中国哲学家很少，多的是哲学工作者，哲学从业者，包括我自己，我说不出最敬重哪一位。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我最敬重的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我认为他们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两个人的哲学悟性最高。现在活着的哲学家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哈贝马斯到中国来了一次，我跟他聊过，他特别看不起海德格尔后期思想，认为那不是哲学，我觉得这是门户之见。对中庸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中庸是执两端取其中，一般我们认为是不要走极端，我觉得这是一个毛病。西方人有一个特点是走极端，走了这个极端不行，再走那个极端，然后再回过来找到一个中间的东西，是把两端都走过了以后再回到中间。中国人一开始就找一个中间的东西，两端没有走过，这两种情况是很不同的。走了两端以后回到中间，这样的中庸有一种丰富和深度。一开始就中庸，内涵就比较贫乏、单薄。

问：以往学的哲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哲学、思想、艺术等等，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可是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社会进步了，反而不如两千多年前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时代更容易产生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艺术家呢？

答：把哲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而且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来判断，我对这种方式本身不太赞同。从哲学和政治发生关系的那一面看，可能有意识形态的成分，可以算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但是，从哲学的整体来说，很难说它属于上层建筑。当然，这个观点可以讨论。哲学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进步，不光哲学这样，文学艺术也是这样，纯粹精神性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在前人的基础上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广，然后可能在某个时候产生一个飞跃。但是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这些东西主要不是知识，而是精神的创造，因而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会越来越进步。你提到的那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精神创造的黄金时代，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像中国的老子、孔子，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有基督、佛陀，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原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因为经济基础吧。

昆明“中外名家讲坛”分场的开场白

主持人：今天的场面是令人激动的，上千位省、市学习型的官员、企业家及高级职业经理人齐聚一堂，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时间，甚至掏钱购票早早来到这里，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亲耳聆听一位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报告。这说明“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成功”的观念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云南的企业家群体已经高高举起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大旗；说明我们云南企业家群体为我省经济的振兴强烈地渴望充电，以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迫切之情，客观上也创造了一个可以传为佳话的“哲学家春城献艺，千名老总齐聚学习”的学习奇迹！我想，我省的企业家朋友今天的这种学习热情如果能够持续下去，云南与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岂有不能实现之理！

我知道在座的来宾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周国平老师作品的喜爱者，甚至是周国平老师的崇拜者，对国平老师非常了解。国平老师是个智者，近二十年来，他优美的哲学散文深深地打动并影响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的人，可以说他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作家之一。而作为登上南极的六位人文学者之一，他曾在南极呆了五十八个昼夜，由此不能不说国平老师还是个勇者。国平老师自己说，他是一个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的人，但其身边却不乏各种男女朋友。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始终保有一颗年轻的心，使年近六十的国平老师看上去，无论内心还是外表都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国平老师自己也这样觉得，并常常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一旦想起又特觉委屈，仿佛年龄是岁月强加给他的一个污点，这就是国平老师。这也许就是他笔下的哲学散文之所以能广泛引起共鸣和思考的原因所在。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平老师作精彩的演讲。（掌声）

周国平：袁野先生刚才的介绍有点让我无地自容。有的话写出来只能是自己看的，念出来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笑声）今天在昆明看到两个景象，让我很难忘，也很震惊。一个是早上在翠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海鸥，这是在中国的其他城市难以看到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海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到昆明，并且能在这里安居下来，非常不容易。这说明昆明不但自然条件好，人的素质也非常高。另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场面，这么多的企业老总齐聚一堂听哲学讲座，我想这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很难见到的。这是我很难忘的一天，面对上千的企业家讲话，生平还是第一次。我知道企业家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是日理万机，而今天却来听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讲话，哲学被一般人看作是最没有用的学问，这让我很感动，给我很大鼓舞，同时也给我很大压力。我这个人确实是不善演讲，尤其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