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人生 62、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

2002年2月24日 星期天

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尔斯。早上十点,我和摄影师朋友曼纽尔抵达这里。我们在街头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摄影。之后,我的情绪奇怪地低落下来。已经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尔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样令我兴奋。这些街巷,这些老式的俄罗斯建筑、阴郁的庭院、破败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忧伤,它的孤独和美丽——我再也不堪忍受这些,再也不希望将其写入小说了。我的大部分小说,有五分之三描述过这个地方;有时我会将现在这部小说称为《卡》(Kar即雪),有时又会称之为《卡尔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经完成构思。我知道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如何从这座城市,从它在我内心激起的孤独和隔绝感中来采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并不是卡尔斯这座真实的城市,而是小说《雪》(或《卡尔斯的雪》)。我也明白,这座城市的拥挤,它的街巷、居所、树木、店铺,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构成了小说的内容。但我同样知道,小说中的城市仍然不像这座真实的城市。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写这部小说并非想要再现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它给我带来的困惑投射到卡尔斯身上。还有雪,多年以来,在我构思这部小说之时,它浮现于我的每一个梦境。我需要这绵绵不绝的雪,将书中的城市与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我记忆中第一次前往卡尔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阴冷、它梦幻般白雪皑皑的冬季,这些都是最初的动因,令我深信我必将有一部小说扎根于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来到了卡尔斯,口袋里装着一则从伊斯坦布尔《晨报》(Sabah)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并开始寻访城市的美丽和它的白雪。因为我深信,我的故事将在此生发。而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卡尔斯的故事,聆听它的居民在我耳边喃喃低语的那些或悲或喜的传闻,而是要实现我的最初想法,写一部关于卡尔斯的小说。

从踏进卡尔斯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断告诉自己,此行真可谓明智之举。我如此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美丽、破旧的老式建筑,宽广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气息,和那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才满怀激情地聆听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带着小小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临时搭建的帐篷到党总部大楼,从斗鸡娱乐场所到政府办公室,从小报社到茶室,来回穿梭,采访那些渴望对我讲述的人们。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个小时的素材。用我简陋的照相机,拍下了感兴趣的一切。我记得,第一次前往卡尔斯的最后一天,我来回奔波,竭尽全力地记录一切,一个当地警察还紧紧尾随在我身后。每次访问卡尔斯,我都会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团结茶室),在笔记本上匆匆记录我的思绪。此外,除了收集这些素材(我真不喜欢用这个词),我还要不断记述的,并不完全是我对卡尔斯及卡尔斯人的印象,还包括我头脑中的故事雏形。

最重要的,是因为雪,它已不再像卡尔斯美丽、富有、快乐之时那样落下。中产阶级家庭,曾在苏联及其解体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与俄罗斯人做生意;曾在卡尔斯河进入冰冻期时,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着雪橇穿游城市,尽情地嬉闹——这些人,后来纷纷举家离去。他们走后,白雪也就抛弃了这座城市。如今,卡尔斯的雪,便再无往日的充沛和丰腴了。

小说中的政治灾难(以及贫穷等诸多不幸)也是整个土耳其的遭遇,只不过在此处没有那么激烈。或许也曾激烈过,只是人人都忘记了:是这里的街巷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当然,那一定是我的错觉。

我的另一个印象或许也是错觉: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卑微。人们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馆里,或是漫步街头,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在我看来,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简单和质朴,后者来自卡尔斯之外。或许,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使我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印象。或许,要是在某个特殊时刻,也会有自杀或谋杀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经半醒半睡的咖啡馆,而生活又会看似稀松平常地继续。

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间,卡尔斯经历了极端暴力时期。政府和情报机构用高压手腕改变了城市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库尔德游击队奋起于群山草莽之间。除此而外(或许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暴力或政治灾难被视为近乎无理的行为,近乎令人羞耻的夸夸其谈——仿佛我在说谎。是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一个画家,竭尽一生光阴,最终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画出一棵树时,当他用艺术语言使这棵树复活,然后带着创造的喜悦再次回到画中,看看那棵树,此时他必定会有某种挫败感,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今天,我走在卡尔斯的街头,就有这种感觉。我仍将继续漫步,体味迄今为止那街道仍赋予我的深深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2月25日 星期一

我回到了团结茶室。一早我就开始在那里写东西了。一个年迈的老者试图和我攀谈。说他年迈,但实际上也许并不比我更老。他体格魁伟,头发卷曲,戴着帽子,身穿灰色夹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里还叼着烟。

“你又回来啦,对吧?”他说。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来了。”我笑着说。

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了写作之中,在笔记本上涂写。他拿着外套,起身离开团结茶室,同时大声对我说:“去写吧,写写大家要向政府官员交多少苛捐杂税吧!写写官员们控制了多少卡尔斯的煤炭!”

他说这话的时候,餐厅服务生正打开炉盖,用钳子往里面加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打开录音机,周围的人就会开始对我倾吐他们的不满,包括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使你明白,当我手里拿着笔记本,在茶室附近转悠时,人们是怎么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写在卡尔斯发生的小说而已。当我说我是记者时,他们立刻会问:“是那家报纸的?有一次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写吧,记者,写吧!”

他们从不担心我离他们太近,听到他们的谈话。一个人会说:“是的,他在写东西,他是个记者”;另一个会问:“他在写什么呢?”早上,团结茶室几乎空无一人。房间的另一边,摆着一张桌子,约莫八点开始,就开始有人围在那里打牌了。那边,有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总爱说自己多么幸运。另一张桌子上,两个退休男人相对而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打量着那个自诩幸运的男人。不一会儿,自诩幸运的人将视线从牌桌上挪开来,开始讲一些有关艾杰维特总理的笑料。他的谈话,总是和总理与总统间荒谬可笑的争吵有关。他一会儿说艾杰维特又要到电视上来抱怨总统了,一会儿又扬言股票就要崩盘,土耳其货币就要贬值了。这时,坐在邻桌的某人会附和几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个人(我目测了一下),皆围炉而坐,离我约有三步之遥。他们看上去很疲惫,毫无生气地开着玩笑。这里满是“大清早”的氛围。“别这么做,别那么说,这可是大清早!”炉子热起来了,甜美的温暖扑到我的脸上……此时,团结茶室陷入了寂静。

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随后又跟进一个。“朋友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祝你们好牌运!”(因为另一张桌子上,游戏又开始了)。现在,是早上八点半。还有整整一个冬日要打发呢。卖馅饼的小贩走了进来:“馅饼,馅饼,馅饼!”为什么我喜欢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特别是这家团结茶室?馅饼小贩又来了,头上顶着盛满馅饼的托盘。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这里的“大清早”才能让我很好地写作。早上,我穿过阴冷、空阔、寒风凌厉、空无一人的卡尔斯街道,总觉得自己能写出一切,并且将一气呵成。任何事物都令我兴奋不已,而我的笔尖,会将一切令我兴奋不已的事情描述。茶室墙上有一面挂历,一幅阿塔图尔克的肖像;室内还有一台电视(就在一刻钟之前,他们关闭了声音。上帝保佑,但愿在这次曾经中断的会议上,总理和总统能达成一些一致意见),百无聊赖地摇晃着的椅子,煤炉的烟囱,以及纸牌、脏兮兮的墙面和硬邦邦的地毯。

后来,曼纽尔带着他的相机过来了。我们在优素福帕夏大街上漫步,这是卡尔斯最美丽的地区。伊斯迈特帕夏小学就坐落在一栋美丽的俄式古建筑里。从顶层敞开的窗户,传来老师声嘶力竭愤怒呵斥学生的声音。“如果我们能进去的话,我真想拍张照片。”要是他们把我们扔出来怎么办?“他们也许会认出你呢!”曼纽尔说。

他们果真认出了我们,把我们请到教师办公室,为我们端来了茶和香料。我和一些老师握手致意。沿着高高的走廊走下来,经过那些门窗紧闭的教室,我们几乎感觉得到里面的拥挤。看着美术老师画的那幅阿塔图尔克巨幅肖像,我们心想,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做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还参观了城市第一座“复原的官邸”,就在学校旁边。一位安卡拉建筑师买下了这栋美丽的建筑,为它耗费了大量资金,将其修缮成了时尚装潢杂志喜爱的那种风格。卡尔斯穷成这样,竟有如此富庶、奢华的建筑,真是咄咄怪事:你一方面对其精美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么说几近残忍。

我们再次走上街头,沿着已经冰冻的卡尔斯河还有那些铁桥,走了很久很久。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但无论何时,即使是大白天走到这里,我仍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哀伤和挫败。现在,小说写了大部分,已经接近完成,但它如今就像这城市一样向我压来。现在,我只想埋头创作小说。这城市仿佛再无秘密可言。我们参观了一座建筑,它曾是俄罗斯领事馆的所在地。过去的日子里,它曾是某个亚美尼亚富豪的私人住宅。后来,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他们赶走了亚美尼亚人,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军事总部。再后来,城市回到了土耳其人手里。共和国初期,这栋楼房属于某个阿塞拜疆商贾,此人曾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之后,它被租给了苏联人做领事馆。如今,这栋楼又为居住在此的家族所有。一个好心人带我在其四周参观时说,他们可不是租下的这栋楼,这个家族买下了它的所有权。

在小说里,我将这里描绘成一栋更大的豪宅,也并未将其卖给现在的所有者,而是租给了一所宗教学校。真正的宗教学校实际上距此很远,坐落在山脚下。为什么我要作这样的小调整呢?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想这么做,如此而已。也许这会使小说更可信,更真实。不管怎样,在我的小说中,宗教学校的地理位置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诸如此类的小调整可以使小说跳出“现实”的窠臼,从而更有利于我的写作。

对我来说,为了让自己相信我的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常需要描述的,并非真实的卡尔斯,而是我想像中的卡尔斯,它是我必须讲述的故事。而且,只有当我讲述内心故事的时候(尽管充斥着政治暴力),一切对我来说才会变得美丽。另一方面,这种交替使人们认清在心底深处确实存在、我也无意去揭露的谎言与困境,以及隐约存在的良心悲痛和内疚。这种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小说会令卡尔斯的朋友难过——比方说赛宰先生,或那个彬彬有礼的市长,他们都对我期望甚高。我于是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只要我一打开录音机,只要我想寻找关于卡尔斯该写些什么,每个人就会异常激昂地开始抱怨贫穷、政府的疏漏和压迫、不公正,以及残忍和冷酷。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都会说:“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吧!”但同时又补充道,“不过,写写卡尔斯的好处吧。”可他们告诉我的,却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在卡尔斯,“伊斯兰政治运动”并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激烈。另一方面,直至昨天,市长才告诉我们,在伊斯兰政治的影响下,阿塞拜疆势力开始慢慢消退;那些本要去伊朗库姆求学的人,对其什叶派身份也已颇感厌烦。哈桑·侯塞因·卡尔巴拉宗教典礼即将在此举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月26日 星期二 早晨

今天早上,我五点半醒来。天已经亮了,但街上空无一人。我坐在宾馆里的小桌子前,桌子上镶着镜子,我开始写作。在卡尔斯,只有这么早的时分,在这里醒来,知道自己将再次穿越荒凉的街道,再次步入那间茶室,然后潦潦草草地作些记录,我才会感到高兴。犹如每次即将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刻来临之际,我渴望把整个卡尔斯都记录下来——它哀伤的街巷、狗、各类茶室,以及理发店——把它们留在胶卷上,将其埋藏。

在卡尔斯的最后一个早晨

这是我在卡尔斯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沿着结冰的路面走了片刻。每次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卡尔斯,我仿佛总是有着难以承受的深重忧郁。简朴的生活、温存的友谊、亲昵的感情、脆弱的生命和它的延续,以及身处时间流逝缓慢之地的感触,所有这些都将我和卡尔斯紧密连在一起。

今天早晨,那个馅饼小贩又到团结茶室来了,头上依旧顶着托盘。我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团结茶室里和我坐在一桌的朋友们聊起了失业问题,谈到了在茶室里那种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感受。“记下这些了吗?”他们问道,“记下来。共和国总统养活了我们公民。总统是个好人。其他人只知道偷摸,投机取巧。记下来。议员们年薪二十亿,他们还要剥夺我们的权利,赚取上千亿。记下来,再记下我的名字。写吧,写吧!”

坐在团结茶室的人们,尽管贫穷,却不是卡尔斯境遇最糟的人。例如,刚才我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个绅士,曾经有过工作;其他人,有的做过生意,后来失败了;有的曾是医院主管、部门经理,现在退休了;有的人有自己的运输车。但是如今,他们都无所事事了,就像上次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破产的裁缝(他曾经拥有不小的服装厂,织布机有十二架)。这些人都曾富有,也获得过成功。这是团结茶室与其他茶室的不同之处。光顾其他茶室的,几乎都是绝望的无业人群——他们是文盲,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内。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老式综合俱乐部的延续。

“这儿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一切都是被禁止的。”有人说。卡尔斯的每个人都在抱怨;没有人感到快乐;每个人都处在痛苦崩溃的边缘。即使城里尚有片刻宁静和安稳,以及奇异的平和氛围,那也是因为,满街皆是悲哀和无助却努力表现出和平模样的人们。政府压制一切变革的可能,甚至不惜以武力镇压。快乐已是遥远的另一回事。当然,这是在写小说时,我自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内心浮现的,并非因无法分担这些人的命运而感到的内疚,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看得见的未来,这里丝毫不会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希望。但还是让我相信有这个希望,并且是由衷地相信吧。让我怀着如此的信念来写小说吧。我能为卡尔斯人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诚心地写作,写一部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