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86年

朋友开车到肯尼迪机场接我。在去布鲁克林的高速公路上，我们感到很迷惘：贫穷的街区，仓库，砖屋，破落的加油站，没有灵魂的公寓……事实上，透过这些房屋，我们不时能看到其后曼哈顿高耸入云的轮廓线，但这不是我梦想中的纽约。于是，我轻易得出了结论，布鲁克林不是纽约。我把包留在一位布鲁克林朋友的褐砂石屋里。我们一起喝茶，抽烟。在公寓周围漫步时，我心里仍然在想，这里不是纽约。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我的梦想所在——在那边，在河对岸。

一小时后，太阳就要下山了，是它将一天拖得如此漫长。我们越过布鲁克林桥，来到曼哈顿。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哪个城市的轮廓人们不会弄错的话，那就是我现在看到的纽约。在伊斯坦布尔，我刚刚写完一本新小说，其他的事情接踵而来；我感到很疲惫。此刻，尽管有四十个小时没有合眼，我还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觉得在这些巨型轮廓的某处阴影中，我不仅能找到解决地球上任何事情的要诀，而且还能发现我多年梦想的缘由。也许所有的大城市都会让人产生这种幻想。

在曼哈顿纵横交错的街道上驱车而行时，我试图把眼前所见和心中的形象作个比较。街道拥挤不堪，人行道上的人群像沉浸在宁静的梦境中似的缓慢移动着，还有晚上常见的灯火。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东西。当朋友已厌烦了在街上来回开车逡巡之际，我却明白了：我的眼睛在不停地搜索，因为它们尚未找到这些风景背后的奥秘，尚未发现所有梦想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揭示的真相。我决心要谦虚一点：我必须坚韧不拔、逆来顺受，从街道的风景中找到这个奥秘——从平常的路面，街上的小店，还有那街灯令人熟悉的光亮中去寻找。如果我在梦中曾瞥见的伟大真理确实存在，那它也绝不会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中显现，它需要我用自己的耐心和细微的探索去察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正是以这种心情观看周围的景色。我看到了水管是色彩丰富的，注意到油泵上印着数字；看到城市路面上，当汽车停下来时，一些黑人小孩拿着脏抹布飞跑过来，要把车窗“擦拭干净”；看到穿着短裤和跑鞋的男人，以及浅蓝色、泛着金属光泽的电话亭；我看到墙壁、砖瓦、大块的玻璃、树木、狗、黄色出租车、熟食店……我仿佛在观看平铺在大地上的一幅完美精致的风景画。在画中，消防龙头、垃圾桶、砖墙和啤酒罐不厌其烦地一再出现。每条街道，每个街区，甚至我们坐下来喝啤酒或咖啡的地方，都好像在印证同样的梦想。

我感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少年穿着皮夹克，剃光了部分头发，头顶扎着小小的紫色马尾。有个女孩和一个胖得出奇的女人走在一起。一位穿套装的男人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一个黑人路过我身旁，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硕大无比。还有脸色苍白的长腿女人们，她们戴着耳机和宠物狗一道从我身边跑过，那些狗仿佛和主人目的相同。在人行道上，这些人和我们擦肩而过。

天色已晚，朋友的妻子下班后，我们一起去了家油酥点心店，这家店外的人行道上也扩出地方卖咖啡，我们在拥挤的店里找了张桌子坐下。他们问了我几个有关土耳其的问题，我咕哝着回答了几句。随后又是些问题，我又作了回答。如此这般，我试图说服自己，我已经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生活。现在，这个城市不单单是喧嚣和躁动的夏夜，幽灵般地回应着它所营造出来的虚构世界，它更像个独特的地方，一个真实的世界，彻头彻尾都是真人真事。我注视着这些街道，看着后来我无比熟悉的灯光和景象慢慢地从梦境变成眼前的沥青柏油路。谁能分辨出，哪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纽约？

不过，还是有几个梦幻般的景象我永远不会忘掉。那张白色福米加塑料桌面的桌子支在人行道上，上面摆放着带点绿色的啤酒瓶和奶油色咖啡杯。我们前面的桌子那里，坐着一位穿绿色套头毛衣的女人，她的宽大背影甚至让我们难以看到路上的人群。路边石屋的正面在夜色中变得模糊，窗里透出淡淡的橘黄色灯光，正慢慢变成紫色。因为街道狭窄，路这边大树的枝叶，遮住了对面的一盏路灯。几辆大轿车安静地停在路边。我不时看到，那盏街灯的白色灯光在轿车上舞动。

夜色已深，沿街桌边的顾客都已离去，油酥点心店就要打烊。我的朋友打着哈欠，问我是不是已经把手表调到纽约时间。我告诉他说，我戴了十五年的手表在飞机上坏了；我把表从手腕上褪下来给他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戴过那块表。

警察看警匪剧

“嘿，伙计们，看看我的新手表。”一位警察说。

他伸出胳膊。车后座有三个人，我坐在右后窗旁，身边坐着两个警察。

“你在哪弄到这么一块表？”坐在我旁边的警察问道。

“在人行道上买的。八美元。”坐在前面的警察说。

“它明天就会坏的。”另一个警察说。

“我已经戴了两天了。”

我们正在西高速公路上沿着哈德逊河往南行驶，上午我们要赶到法院。一个月前，我遭到了抢劫。抢劫我的黑人青年笨手笨脚，被抓了起来，现在要我去辨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对所有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于是被传唤去法庭作证。公诉人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担心我对作证并不热衷，于是为了避免我拒绝作证，她告诉我，早上会有辆警车接我去法庭。坐在我旁边的两位白人警察也要去作证。那几个年轻、笨拙的抢劫犯在抢劫我之后，又在两个街区之外等待下一个打劫对象，结果被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警察抓获。

进入市区后，交通拥挤，这几个警察开始讨论一部电视剧。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电视剧里的人物也是纽约警察，他们开着蓝白相间的警车四处转悠，和我们乘坐的车子一模一样。他们在与同样的歹徒和毒品贩子斗争，同样也感到精疲力竭。这两个警察在讨论电视剧时，把自己想像成剧中的主人公，仿佛剧里描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这让我想起19世纪那些未经世面的女孩和做着白日梦、心情郁闷的家庭主妇，她们读小说时，总是把自己想像成女主人公。这些警察使用的语言和常人不同，很多骂人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过了唐人街，我们到达法院，上了电梯。电梯又往上走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公诉人的办公室。她不是我想像中的公诉人，而更像是一位温柔可爱的老同学。她草草地跟我交待了几件事情，说了句“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匆匆离开了办公室。

她的桌子上满是文件。为了打发时间，我想我不妨看一眼。这是抢劫我的那几个男孩的供词。我已经知道他们当时使用的不是真枪，但我还是感到很生气。他们把我称为“一个白人佬”。他们用抢了我的二十美元买了可卡因。这时，我意识到我也许不应该翻看这些文件，于是又把它们放回桌上。随后，我又随手翻了翻一本摆在桌上的厚书：《公诉人审问手册》。书里有一部分内容，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公诉人不能指控某位辩方律师，即使他和谋杀犯串通，拒绝透露尸体埋藏地点。这时候，公诉人回来了。

“你好像并不想做证人。”她说。我们已经离开她的办公室，走在走廊上。

“我为那些孩子感到难过。”我说。

“哪些孩子？”

“那些抢劫我的孩子。他们会判多少年？”

“但是他们抢了你的二十美元，”她说，“你知道他们拿你的钱买了什么吗？”

我们坐电梯下去，法庭就在街对面的摩天大楼里。公诉人把文件抱在胸前，像个大学生。经过其他公诉人时，她向他们打招呼问好，还很友善地跟我说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内华达人，在阿肯色州学海洋生物学，只是后来她才找到注定属于自己的职业。

“什么职业？”我问。

“法律。”她说。说这个单词时，她的嘴唇团成圆形。

我们上了另外一辆电梯，又坐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门上方接连闪过的数字。走出电梯时，公诉人在走廊里一条长椅边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法官叫你的时候，你就把最后一次和我见面时说的话原样叙述一遍。”她说。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来。”我说。

她走了。我没得到允许进法庭，只好坐在外面的长椅上。过了一会，开车送我来的那两位警察也到了，也坐在长椅上。但不久，他们又站了起来。我觉得好奇，就走过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嫌疑犯到了，但电梯坏了。”一个警察告诉我。

“我很奇怪，他们干吗把什么都招了。”我说。

“因为我们对他们很好，这就是原因。”那个留着浅胡子的警察回答道。

“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其他的罪行也招供了，”我说，“难道这不会加重对他们的量刑吗？他们会判多少年？”

“每抢劫一次四年，总共二十八年。”

“难道他们不能为自己辩护吗？”

“先生，你看，”那个戴手表的警察开始生气了，“我们没动他们一根头发。犯案的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吃，但他们吃了。你懂了吗？”

“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交代所有罪行，”另一个警察解释说，“我会告诉法官他们不是坏蛋，法官会给他们减轻刑罚。他们还以为我上中学就认识法官呢。”

他们俩都笑了。

戴新手表的警察指着走廊那头。“那个家伙也要来作证。他知道怎么给人留个好印象。”

“我是他们的朋友。”留胡子的警察说。

他们又笑了。我回到长椅上。那两个警察被叫进法庭。又是漫长的等待。阳光直射着长椅这边，我开始出汗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开始在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里来回走动。我不再想看纽约建筑物的空中轮廓线了。仿佛一切——那一幢幢摩天大楼、一个个广告牌都将在我眼前崩塌。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公诉人终于来了。

“你还在这。电梯坏了，嫌疑犯从楼梯走上来了。我们还得等他们。”

过了一会，那两个警察回来了。他们俩在谈话。我忍不住想听他们都说了什么。他们提到一个朋友休班时在自家门前目击了一桩案件发生的过程，嫌疑犯在逃跑时开枪打伤了他。因为在逃的嫌疑犯知道休班警察的地址，那警察开始接到一连串威胁电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搬到了另一个街区。那两个警察从我身边经过走进法庭时，一边笑着，一边谈论着其他琐事。过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出来。我坐在静悄悄的走廊里，以为他们已经把我忘记了。大理石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反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映照着走廊上空空的椅子和长凳。我出的汗更多了。又过了一会儿，公诉人再次出来了。

“他们已经到了法院，但现在我们找不着他们。”她说。

“他们不是从楼梯上来了吗？”

“我们还得等。”

她走了。我看着她穿着高跟鞋走过大理石地板。看着她走路的姿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用手指比划着别人走路的样子。她进了法庭的门，不见了。到现在，我已经没心思看表了，也不知道我已在那儿待了多久。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长椅上出汗。我不知道那个警察的新手表是不是坏了。我站起来，又看了一眼曼哈顿耸入天际的轮廓线，那里好像汽雾升腾。我凝视着天上的云，想从它们那里读出什么含义。过了很久很久，公诉人又现身了。

“嫌疑犯在这栋楼里失踪了。我们到处都找不着，法官只好推迟听证。你可以走了。”

坐了很长的电梯后，我来到街上，想洗把脸。我走进一家餐馆，一个服务员说：“只有顾客才能用卫生间。您请坐。”

“给我来个汉堡。”我说，没有坐下。

“就一个普通汉堡吗？”

“是的。”

我走进卫生间，把脸洗了。

无味的甜甜圈和美丽的景色

当我告诉他们，我们在面包店买的肉桂甜甜圈味道全失时，他们都笑话我。这是一个周六下午，天色晦暗，下着雨。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是否要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们为学生举行的晚会。他们解释说，我走进面包店时，以为自己闻到了极其香甜的气味，所以忍不住想吃肉桂甜甜圈，但那实际上是因为店家往空气中打了人造香精。受到那香味的引诱，顾客们就想吃那些面包。而事实上，后面的厨房里连个烤箱都没有。你可以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这叫做“消失的幻觉”，或许你可以更客观而不带感情色彩地说，这是味道的缺失。但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店家造假。

在习惯这座城市之前，你每天会有很多时间都想着这些缺失的味道。我们如今对一堵真正的砖墙是什么样子，是如何砌成的已经了如指掌，而如果一堵水泥墙被砌成砖墙的样子，那就是在造假。但对此，我们大多数人不会感到痛苦。可是，假如你看到人们把高楼大厦建造成与它们不同类的东西，你又会作何感想呢？现在，那些奢华的后现代建筑在整个纽约层出不穷，这是专门干这种事的建筑师们的作品。他们特意强调他们的建筑就是模仿：那些巨大的玻璃门面，那些曲里拐弯的中世纪设计都让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想建成任何东西的欲望。他们是想欺骗我们，要装成它们所不是的东西吗？可是，这么明显的欺骗，还能称得上是欺骗吗？

同样奇怪的是，一切广告、电台口号、广告牌、电视里美丽的模特，都在明目张胆地欺骗你。你知道冰激凌里红色的冰块是人造色素，而不是草莓；你知道就连作家也不相信他们的书封皮上的推荐广告；你知道持续出现在公众视线内四十年的著名女演员，其实并不真如她整容后那么年轻；你也知道雷纳德·里根的演讲词是另有人替他写的。但我又明白，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也许，走在第五大道上疲惫的公民会这么解释：“那朵漂亮的花是不是塑料花，我应该为此担心吗？它看上去悦目，让我赏心，对我来说这才重要。”

一个刚到纽约的人，会以为这一切有更多的含义。如果这里的人都像那肉桂甜甜圈，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殷勤的微笑和友善的问题并不那么真诚，又会怎样？如果他们想骗我，该怎么办？在电梯里每次都要坐那么长时间，如果其中一个乘客突然向我问好，那这个人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不好吗？旅行社的那个女孩，在核实完我预订的出行计划后，她是真的对我旅行计划的细节感兴趣，还是觉得她必须得装着感兴趣呢？他们问我关于土耳其的那些傻问题，是在找话题，还是他们真的好奇呢？他们为什么总对我微笑，为什么总向我道歉，为什么总这么殷勤呢？

那个雨天的下午，我们吃了毫无味道的肉桂甜甜圈以后，朋友对我关于“无味”的大道理失去了耐性。他认为，我的国家太过强调对与错、好与坏、美味和无味。我对自己知之甚少的东西想得太多，那些无名机构、不熟悉的企业、电视旁白，以及街上贴得到处都是的广告，我仿佛总在期待它们能像一位邻居或朋友那样，真诚地和我交谈。然后，我们想起了一个共同的朋友，他的事情让我们狂笑不已。

他有博士学位，在自己的领域是个专家。他说话吐词不清，但极好读书。他舔嘴唇的动作像只猴子，对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方面最新的观念如饥似渴。我们都笑着承认，他比大部分那些在邻近大学教书的呆里呆气的教书匠要高明，但他就是找不到工作。随后，我们又想起了他妻子说给我们的那些伤心话：有些人曾告诉他，找工作应该一家一家找，应该让人家了解他，应该给人家写信。对这些人，他回答说：“我不去找他们，他们应该来找我。”到现在为止，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已放弃，不再试图要他改变想法。而我们这些人，可能不久也会放弃，只能对他保持充满敬意的沉默。对此，他很感激。

我们抛开这位教授，又回到了是不是该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晚会的话题。我们都知道，一走进那灯火辉煌的舞会，我们就会再次强烈地感受到味道的缺失。在入口，有人会帮我们把名字写到大标签上，然后将标签系到我们衣服的翻领处，这样我们才可以和参加晚会的人进行交流。舞厅的灯光黄灿灿的，像炸土豆片的颜色。我看到有些宾客站在那里，手里抓着杯子在找人，他们都一脸的无助。我们就像超市货架上的产品，等着有人介绍我们，并因此得以和别人交谈几句。为了给自己打广告，我们得亮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表明自己的兴趣所在，展示自己的言谈举止、才智、幽默感、应变能力、概括能力以及对我们文化的深刻了解。就像鸡蛋洗发水必须要和苹果洗发水区分开来一样，在纽约社会的购物架上，我们开始在指定的位置上各就各位。

我的两个朋友（他们是夫妇），皱着脸，仿佛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但早些时候，我们还在开怀大笑，为这里超市的各色商品感到眼花缭乱。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品牌、颜色、盒子、图片和数字，都摆放在宽敞、香喷喷的商店里，让人大饱眼福。

当你的眼睛扫过这些东西五颜六色的表面时，你没时间去考虑，它们可能是在骗你，仿佛你已经忘记了事物表象和真实这一古老的哲学区别。你完全臣服于这个购物天堂的美丽，享受这眼睛的盛宴。随着时间流逝，你终于接受了这一事实，那就是，面包店的肉桂甜甜圈拿到家里时，就和在店里的味道不一样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有点兴致啦，”朋友的妻子说，“至少我们应该出去走走，看看人群。”

我们决定就这么做。

人们可以两手空空从商店和舞会出来，但是在纽约，你没有理由不饱眼福。

地铁邂逅；或者，消失，假定死亡

我冲过栅栏，跑下楼梯，但还是没赶上这趟地铁。门已经关上，地铁飞速地开走了。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地铁车次少。因此，我只能在月台的一把长椅上坐下，等下一班地铁。室外阳光晃眼，热气蒸人，坐在这凉爽的空椅上，我感到很惬意。上面，百老汇人行道的格栏投下一柱温暖的光线，里面纤尘飞扬。这光线就像史前山洞里的光线一样，呈三角形。那些从光线里走过的人，如同幽灵一般。有那么一会儿，我一直在听旁边一对夫妻的谈话。

“但他们还太小。”女的说。

“小就小，”男的说，他晃着腿，“该对他们严厉点儿了。”

“他们还是那么小的婴儿。”女的柔声说。

大概就在那时，我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从那柱光线里经过，但我没认出来。直到他紧绷的身形走到月台的尽头时，我才认出他来。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在伊斯坦布尔上了两年大学，卷进了几次政治活动，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去了美国。据说他富裕的父母对他参加政治活动很是担忧，就把他送走了。但我知道，他的父母并没有那么富裕。后来，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他死了，死于车祸或飞机失事之类的事故。我从眼角观察着他，并没有觉得十分激动。我想起一个纽约熟人曾提到过，他认识另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人，还把这个人的名字给了我，说他在电力公司工作。这是最近的事。不知为什么，我似乎忘记了以前听说过他已死去。要是我记得，我想我此时不会如此吃惊。我只会想，就像现在这么想一样，这两个传闻中只有一个可能是真的。

他走到角落，斜靠在一个支撑上边大街的巨大钢柱上。我站起来，向他走过去。

我叫了他名字时，他显得很吃惊。

“你是谁？”

他留了土耳其式的胡子。但在纽约，他的胡子看起来更像是墨西哥式的。

“你还认得我吗？”我用土耳其语问，但他脸上毫无表情。我知道，他没认出我来。我属于他从前的生活，十四年前他离开时，就已把这段生活甩在脑后了。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时，他记起来了。有一刻，他看着我，好像我还是十四年前的我。然后，我们开始交换信息，仿佛我们都得向对方解释，为什么我们都会站在116街下面的地铁站里。他结婚了；在电讯公司上班，而不是电力公司；他是个工程师；妻子是美国人；他的家离这很远，在布鲁克林，房子在他名下。

“他们说你在写小说，是真的吗？”他问我。

那一刻，列车轰隆隆进站了，那噪音总把我吓一跳。地铁门开时，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问了点别的。

“博斯普鲁斯桥确实建成了吗？”

我们走进车厢。我微笑着回答了他的问题。车厢里又热又挤：从布朗克斯区和哈莱姆区下来很多人，各个种族的都有，年轻人都穿着运动鞋。我们抓着同一个柱子肩并肩站着，就像兄弟俩一样。但是，当列车让我们东晃西摇时，我们看着对方的脸，就像看陌生人似的。我以前认识他时，觉得他除了不吃大蒜，很少剪指甲以外，没什么特别之处。他跟我说了几件事情，因为列车的噪音，我没听清。到达119街时，我才意识到他问了什么。

“马车也能上博斯普鲁斯桥吗？”

我又说了几件事情，但这一次，我没有笑。让我吃惊的，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他对我回答的关注。不久，列车的噪音大了起来，他根本听不清我说话，但他还是看着我，一脸心领神会的样子，好像他听见了所有我说的话。列车到达103街时，我们之间有一阵紧张的沉默。然后，他突然大发脾气，问道：“他们还窃听电话吗？”接着狂笑了起来。这让我脊椎骨直发凉，他喊道：“这些愚蠢的白痴！”

他很激动，又跟我说了几件事，由于列车的噪音，我没听到。当我看到我们并排抓在柱子上的手时，我发现我们的手很相似，这让我难过。他的手腕上也有一块表，跟我的一样，显示着纽约、伦敦、莫斯科、迪拜和东京的时间。

在96街，车厢里有人又推又搡。对面月台有一趟快车。他迅速记下我的号码，然后消失在两趟列车间推推搡搡的人群中。两辆列车同时离开了站台，快车慢慢超过我们时，我透过那辆快车的窗户，看到他正在注视着我：他的眼光显得好奇、怀疑，而且充满了鄙视。

我很高兴他没有给我打电话，他可能把我的号码弄丢了吧。但是，一个月后，有天半夜，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连珠炮似的向我提了很多令人恼火的问题：我想获得美国国籍吗，我为什么在纽约，我有没有听说过黑手党最近干的一件谋杀案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的电话和电子公司的股票在下跌？我挨个回答他那连串的问题，他仔细地听我回答，还时不时地责备我前后矛盾，就像警察想抓住撒谎的嫌疑犯。

十天后，他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打得更晚，他喝得更醉。他花了很长时间，详细地叙述了前苏联克格勃间谍阿纳托利·泽林斯基叛逃美国的故事。根据报纸的描述，他找到了泽林斯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接头的那栋位于42街的大楼，并去那儿检查了一番。为此，他还先去理发店剃了头。他发现那个间谍撒了几个小谎。听到这里，我试着指出他的故事中前后矛盾的地方，就像他曾对我做的那样。然而，他生气了。他问我在纽约干什么，接着，跟上次他嘲笑博斯普鲁斯桥一样，他狂笑起来，然后，把电话挂断了。

不久，他又打过来了。这次，他有一半的时间在电话里跟我说话，另一半的时间在电话那头跟他妻子争吵。因为他妻子不停地说太晚了。他描述他工作的电讯公司，说他能偷听到世界上的任何谈话，说他自己的电话也被窃听了。然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问起了他大学认识的若干个女孩子：谁和谁在一起，他们处得怎样，他们能处好吗？我跟他讲了几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结尾都是结婚。他仔细听着，然后带着鄙视的声音笑起来。

“那地方发生不了什么好事，”他说，“没什么好事！”他猜想我一定是被他吓住了，因此在我还没回答他之前，他又洋洋得意地说，“听到了吗，兄弟？那儿没什么好事。以后也不会。”

后来我们又通了两次电话，他都津津有味地重复这句话，以强调他的观点。他谈论间谍、黑手党的诡计、窃听电话，以及电子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不时能隐约听到他妻子的声音。有一次，她好像要把他手里的杯子或是话筒拿走。我想像着，他或许住在布鲁克林那头哪幢高楼的小公寓里。这种公寓只要你交三十年的分期付款，房子就属于你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这种房子里，你冲厕所时管子发出的哀号声，不仅自己的房间听得到，其他与之对称设计的八套公寓也能听到，因为这些房子共用一个下水道。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水流声，把所有的蟑螂从藏身之处赶了出来。它们四处奔窜逃跑。后来，我后悔没问他这一点。凌晨三点钟，他又问了我这个问题：

“现在土耳其早餐有玉米片吗？”

“他们想卖玉米馅油炸面团，但是没有成功，”我说，“顾客在上面浇热牛奶。”

他又发出狂笑声。“现在是迪拜上午十一点！”他喊道，“在迪拜，在伊斯坦布尔……”挂电话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

我以为他还会打电话。他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安。一个月后，我碰巧又看到了三角形的、幽灵般的光柱从格栅投射到地铁站的月台上，我决定去找他。这一方面是我想把他摇醒，搅乱他安宁的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很好奇。我在布鲁克林电话簿里找到他的名字。一个女人接了电话，但不是他的妻子。她要我再也不要打那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号码的前主人已经死于一次车祸。

对香烟的恐惧

我可能正陷入沉思中，构思着我的小说。我一定是坐在一间房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样我才没能看到他。他们后来跟我是这么说的。就在伟大的尤尔·伯连纳去世之前，他的形象还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从未真正喜欢过他，他的电影我也不是很喜欢。此刻，这位秃顶的演员，正衣着不整地躺在医院病床上。他痛苦地呼吸着，眼睛直视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了这样一些话：

“在你们看到这个节目时，我已经死了。我很快就要因为肺癌而死去。这全是我的错。现在我正痛苦地死去。虽然我富裕、成功，本可以活得更长，本可以享受生活，但我却没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抽烟。请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戒烟吧！如果你不戒烟，你将无法充分享受生活，你会因此毫无必要地死去。”

把这段录音讲给我听的，是我的朋友。这些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讲完后，我笑了，把我的万宝路递给他一支，两人都把烟点燃了。我们相对一望，此刻，却再也笑不出来。我在土耳其抽烟时，从来不会有太多顾虑，虽然我知道，在纽约抽烟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没想到麻烦会如此之多。

给我带来这许多麻烦的，并不是我从电视、收音机上听到的内容，也不是从杂志和报纸上读到的内容。我早已习惯了这类宣传活动，看够了种种可怕的形象：肺部被焦油堵塞，各种肺模型里充满了焦油，使他们看起来像黄色的海绵体一样。尼古丁的毒害致使血管堵塞，严重到引发心脏病的程度。还有一些心脏的彩色图示，它们因为不幸处于吸烟者体内而在逐渐衰竭。我茫然地读着杂志上的专栏文章：他们都斥责仍在抽烟的蠢货，斥责孕妇抽烟毒害未出生的孩子。我凝视着缭缭香烟环绕着墓碑的景象，在达观的平静中又抽起烟来。吸烟导致死亡。这一观点对我的影响，不会大于旧公寓四处可见的万宝路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广告，也不会大于在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的可口可乐和夏威夷的优美景致。这种死亡已经作了彻底的阐释，而且各种惨样我也见了，但我仍然记不住它。而在纽约，吸烟还会给我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去参加过啤酒、薯条和沙司之类的聚会，但每当我不经意点起一支烟时，我发现人们马上就会从我身边跑开，好像我要把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们似的。

他们逃离的，并不是吸烟可能引起的癌症，而是吸烟者本人。我慢慢地认识到，我抽烟是缺乏意志力、缺乏教养的表现，是生活混乱、漠视他人、失败的表现。（这些是美国最可怕的噩梦。）我有位朋友，他声称自己在美国待了五年，从头到脚都已发生变化。但他土耳其人的特点仍然很多，就连胡乱分类和瞎摆理论的民族习惯都摆脱不掉。他后来告诉我说，纽约人分为两类：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那些属于第一阶层的人曾经带着刀、枪和烟盒来到街上抢劫属于第二阶层的人。后者在焦虑中走过黑暗的街道时会被抢劫，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下也是如此。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你很少能看到这两种人卷入任何形式的阶层冲突。相反，报纸和电视公司努力通过香烟这一途径，来联合两大对立分明的阶层。香烟的价格在每个商店、每个住区都有所不同。香烟广告也在竭力糅合两大阶层。广告上大口抽烟的模特，一点都不像尼古丁上瘾的人，反而很像工作努力、富有意志力和教养、不抽烟的人。你还能听到激动人心的快乐故事：有些人从吸烟阶层成功进入非吸烟阶层。

那位从头到尾发生变化的朋友跟我讲起了他与一个帮助人们戒烟的组织接触的经历。尼古丁脱瘾戒毒的前几天，他痛苦难忍，于是拨打了求助电话。电话上有个甜美、充满同情的声音告诉他说，只要他摆脱这个习惯，他就会如何如何地幸福。他需要做的，就是再咬紧牙关坚持一会就行。这位朋友继续说，那个声音跟他讲他所经历的痛苦有意义，甚至可能是精神意义，因此他只需微笑即可解决问题。这时，我点起了一支香烟，他马上就惊慌不已，对我的看法也急转直下。现在我知道，在麦迪逊大街上乞讨香烟的黑人，是人们同情的对象。这并非因为他没钱买烟，而是因为他的第一要求是抽烟。那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意志力，没有教养，他对生活期待无几。如果一个人有抽烟的品性，那么他沦为乞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纽约，怜悯心慢慢地变成了时髦。

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上帝给大地带来瘟疫，是为了区分有罪者和无辜者。如果你能猜到有些死于瘟疫的人会反对这种想法，那么你也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吸烟者会如此热切地想证明，他们是好公民。不论何时，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会议上或工作场地上退到某个角落围着烟灰缸聚成一团，或者在吸烟室里（如果真有吸烟室存在的话）济济一堂，那么这些该死的瘾君子就会急着想你表白，说他们很快就会戒烟。事实上，他们是好公民，但因为后悔有这种由缺乏教养、意志力和成功意识而带来的习惯，他们都认为自己不过是暂时抽抽烟而已。他们的脑中都有一个故事，可以把自己从窃贼和罪人的国度里解放出来。那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解决完与情人之间的问题后，在完成了那些写不完的论文后，或者在找到工作后，就会戒除这个该死的恶习，加入到过着健康生活的美国人行列中去。有些人甚至为自己在烟灰缸旁边的不良行径感到日益不安，并试图向他人证明，自己犯下的罪行并非真正有罪。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根本不抽烟，只是在某个特别不愉快的一天，抽了那么一支而已。或者说，那种烟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极低，他们实际上一天只吸三支。而且，如你所见，他们连火柴或打火机都不随身带着。

但是，这些犯罪者当中，总有一些人纵情于罪恶的生活，他们骄傲地保持着这个习惯，至少是在家中如此。我见过那些快乐、有教养、自律、富有的老一代人，他们抽烟时间太长而无法戒除，因此对吸烟可能导致过早死亡，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有些人则相反，他们和在工作场所严禁吸烟的那种年轻商务人士不断发生冲突。他们把年轻人的做法当做对自身自由的束缚。我记得，我曾和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作家，坐在一家小快餐馆的前窗旁，看着顶部打有香烟广告的黄色出租车在眼前驶过。终于，我们谈到了香烟的滋味。意大利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他“抽起烟来像个土耳其人”。就像一位闲散的贵族谈论罕有的好葡萄酒一样，这位作家谈到了长装骆驼烟的粗涩口感，以及短装健牌烟的美妙、精醇滋味。在我看来，他似乎在毫无畏惧地捍卫罪恶的滋味。每次提到香烟，人们都会把对生命的热爱和死亡的恐惧置于对立冲突之中。这让我疑心，纽约的香烟意识形态是否是某种宗教。

42街

他们在42街的拐角处相遇，但没有停下来说话，而是径直走入他们能找到的第一家小快餐店。雨开始下了，在第五大道兜售无线电话和收音机的黑人，都已离开了街道。餐馆里可以闻到蒸汽和菜油的味道。与柜台平行的地方，有一排桌子和装饰成红色的小隔间。有个男子脱下旧外套，小心地把衣服放在近旁靠隔间的墙壁处。有个女子坐下身来，也脱下了衣服。柜台旁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个老人，正抱着报纸的体育版打瞌睡。

“不要把包挂在那里，”那男人对女人说，“如果有人抢了包，他很快就能跑出门去，没人能来得及阻拦他。”

那女人的眼光在菜单上游移着。两人都年近三十。那男子开始神经紧张地摸出烟来抽，女人则把包从刚才挂的地方挪开，放在她身旁的外套上面。

“真糟糕，”她终于说话了，“他们不再要纽扣了。”

“为什么不要？”

“他们还没卖完我给他们做的纽扣。”

“他们付钱了吗？”

“只付了我一半。”

“耳环呢？”

“他们不要纽扣，他们也不要耳环。”

纽扣实际上指的是手镯。她在木珠和耳环上作些花样设计，然后两块钱一对卖给某个小贩。那类小贩通常是丑陋的老太婆。她不再记得，她为什么把手镯叫做“纽扣”，也许是因为这些手镯看起来像纽扣。

“你觉得我应该找份工作吗？”女人问。

“你知道那样不行，”男人说，“如果你找份工作，就没有剩余时间来画画。”

“从来没有人买过我一幅画。”

“他们会的，”男人说，“我们为什么不给巴里斯打个电话？他想看你的画室。”

他和巴里斯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大学一起学习过。现在，他的老朋友来纽约和一家计算机公司进行洽谈。

“你觉得他会买点什么吗？”女人问。

“他的确说想看一下你的画室。不买东西去你的画室看什么？”

“也许，因为他好奇。”

“如果他看到喜欢的东西，他会买的。”男人说。

侍者这时过来取点菜单。

“两杯咖啡。”男人说。然后他转过来对那位女子说：“你要杯咖啡，是吗？”

“我也想要点吃的。”女人说，但此时侍者已经离开了。他们沉默了一阵。

“巴里斯住在哪个酒店？”男人问道。

“他什么都不想买，”女人说，“他只想去看看。我也不能因为他可能会买东西就给他打电话。”

“如果他不想买东西，为什么他想看画室？”男人说,“我无法想像他在伊斯坦布尔做生意时，会对新表现主义感兴趣。”

“他对我在忙什么感兴趣，就这么简单。”女人说，“他想知道，我在怎样的地方工作。”

“到现在，他应该已经忘了一切。”

“忘了什么？”

“忘了他说的话，忘了说过想看你的画。”

“他没说过想要看我的画，他说想看我的画室，”女人说，“他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要骗他，让他买纽约没一个人愿意买的画？”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欺骗想买你画的人，那么你一张也卖不出去。”男人说。

“如果这就是我要卖给别人的东西，那我宁愿什么都不卖。”

一阵沉默。

“每个人都这样卖东西，”男人说，“每个人首先都是把东西卖给朋友。”

“我住在纽约，并不是为了要把我的画卖给土耳其来的老朋友，”女人说，“我不是为了做这种事来纽约的。而且，不管怎样，我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买。”

“那么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来纽约？”男人怨恨地说。

这时侍者端着两杯咖啡过来了。女人没有回话。

“那么告诉我，你当初为什么要来纽约？”男人又问道。这次的语气很愤怒。

“哦，求你了，别又来生事！”女人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我。而且很明显，到目前为止，你来这里也不是为了绘画。你来这里，好像只是为了给戒指和公厕画点图案。”

他知道这些话会激怒她。这个女人已经为一家公司设计了数百个图案，这家公司主要给公用厕所制作男女厕标牌。女人设计的形状有雨伞、雪茄、高跟鞋、男女侧面轮廓、男式礼帽、手提包、撒尿的小孩等。她开始为这些公司工作以后，常常取笑自己画的那些东西，但现在她痛恨它们。

“好吧，告诉你。巴里斯住在Plaza酒店。”女人说。

“Plaza酒店是上流人住的地方。”男人说。

“你不给他打电话吗？”

那个男子站起身来远远地走到餐馆的另一端，在电话簿里找到了酒店，拨了号码，那女人好长一段时间都注视着他。他的脸色苍白，但是身板强壮，体态优美，身体很健康。他身后，是人们在这类餐馆经常看到的那种海报：希腊和爱琴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前往罗德岛的阳光天堂。712房间没有应答。他回到了座位上。

“那个上流人不在！”

“我没说他是个上流人，我说他是一个好人。”女人小心翼翼地说。

“如果他是个好人，为什么住在Plaza酒店，他为什么能挣这么多钱？”

“他是个好人！”女人顽固地坚持着。

“我们的钱不够维持到星期一了。他却在Plaza酒店小口、小口地啃食牡蛎和龙虾。他竟然是个好人？！”

“你猜怎么着？”女人报复地说，“你在空等。我是不会回土耳其的。”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是吗？因为我受不了土耳其男人。”

“你就是一个土耳其女孩，”男人生气地说，“即使你的那些东西能算做是画，你也是一个不明白怎样把自己的画卖出去的土耳其女孩。”

他们沉默了。有人在餐馆远端的自动点唱机里塞了枚硬币，屋里旋即充满了甜美、温柔的音乐。然后，有个疲倦、忧郁的蓝调歌手加入进来。他们听着。那女人将颤抖的手从桌上拿开，开始紧张地在外套口袋和手提包里找东西。那男人知道：她在找那块丢掉的手帕擦眼泪。

“我要走了。”男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外套走了出去。

雨下得更大了，街上越发黑暗。在摩天大楼灯光之间的那片天空，像暗夜一样漆黑。他走到42街，然后左拐。不久前还在兜售无绳电话的人们，现在卖起雨伞来，手臂上、腿上都挂着雨伞。当他走到第六大道时，街道上一下亮堂起来。人们从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走过，黑人们站在门口，站在闪烁着条状灯光的商店前面，哼唱着同样的字眼，好像他们在一起学唱这首歌：“坏女孩，炫女孩，漂亮女孩，女孩女孩女孩！进来吧！进来瞧瞧，先生！瞧一瞧，瞧一瞧！我们有隐秘的单间、单向镜、现场表演、真正的乳头、女孩女孩女孩！进来瞧瞧，看一看，瞧一瞧！”有些还未决定是否入场的人，就站在外边，看着海报：梦想拥有一个狂野的小骚货，阴唇湿滑，欲望无穷。在经过第七大道的一块空地之后，他闻到了芦荟的味道。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聚集着一群身穿长袍的巴基斯坦人，他们在卖英文版的《古兰经》、一串串硕大的念珠、一瓶瓶芳香剂，还有宗教小册子。他茫然凝视着公交车终点站，许久之后，才穿过黑暗，经41街回到第五大道。小餐馆的名称是汤姆家餐馆。那女子已经不在桌旁。他向侍者打听。

“刚才坐在这里的女人走了吗？”

“坐在这里的女士？”侍者问，“刚才坐在这里的女士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