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短文，提到自己的一点惊讶：回看人们悼念巴金，几乎全都会忽略巴金之所以为巴金的文学大师身份，而极度推崇他“提倡讲真话”的“社会良心”形象。

我觉得当时自己想说的话在文章中没有完全说出来，想在这里把它说完。其实我一直转不过弯来的是，人们在赞誉巴金是社会良心的时候，好像是给了巴金一种更高的评价，好像“文学大师”只是一个“专业人员”，“专业成就”一笔带过就可以，而“社会良心”才是升华后的道德形象，值得大书特书。

想到这一点，不由自主会想起有着类似称号的法国启蒙时代大师伏尔泰。伏尔泰还有一个称号，人们称他为“欧洲的良心”。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伏尔泰不是一个痛苦不堪的革命家形象，他一生都过得挺滋润。他游走在欧洲各国，交往的何止是文化人和思想者，更有达官贵人甚至帝王将相。伏尔泰是他们的座上客，接受他们的招待和资助，过着优裕的生活。伏尔泰很会享受生活，善于投资和经营。他是法国人，他先行一步的思想，既受到变革中的欧洲宫廷，包括法国宫廷的欢迎，而这些思想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使得法国宫廷感到威胁。因此，法国宫廷对伏尔泰的感受是矛盾的。可是，伏尔泰是一个非常善于调节自己状态的人，他远离巴黎，却不把居于边境小镇看作是一种放逐，因此也并不怨天尤人甚或怒不可遏，他把小镇经营成自己的天堂，生活的常态一点不变。

伏尔泰

可就在晚年，他突然卷入一系列平民案件。于是他开始像一个法律工作者一样，开始他的调查，并且根据调查，出版他调查的原始文件。这些案子发生在法国从古代司法向现代司法过渡的途中。这种过渡是随着社会进步缓慢发生的，也就迟缓和不那么均衡，巴黎等大城市相对快一些，然而，古代的司法黑暗还残留在边远地区。

伏尔泰介入的第一个案件是“卡拉斯案”，由于他的努力，冤屈者的家属得到著名律师的免费帮助，得到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欧洲国家君主们的捐款，最后法国路易王朝的政府纠正了这个错案，家属获得了赔偿。

伏尔泰看到，这些冤案往往和古欧洲遗留的落后、宗教偏见、宗教迫害有关。在介入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在思索，把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人类弱点进行了清理，写出了《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把古代社会的宗教褊狭以及人类的不宽容点了出来。所以，伏尔泰不仅是在纠正几个案子、帮助几家平民，更是由实践而思想，在推动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他在一个迷茫中摸索着前进的社会里点出了关键：在人类从一向就自生自灭的古代社会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他指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必要性，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则要求多数的宽容。

我又想到巴金。巴金生长在一个现代社会。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已经接触了各种成熟的思想，此时伏尔泰已经是两百年前的老古董了。而那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发展的边缘，还有《家》这样的家。巴金用文学细致深入地剖析了这样的“家”和社会、“家”和人、社会和人的关系。那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巨著。两百年前伏尔泰不仅是一个写着悲剧、史诗的文学大师，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有哪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又可能不是思想家呢？巴金无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和伏尔泰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逐渐变革进步的社会中起到启蒙的作用。谁能说，写出《家》、《春》、《秋》的文学大师的巴金，不是“社会良心”的象征？在那个时候，巴金就已经是中国的伏尔泰了。

巴金

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似乎觉得，文学家依据自己的感觉写出作品影响读者；教师敬业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律师认真为客户打官司维护普通人的权益，都不足以被称为“社会良心”，我们需要的是以特殊的呐喊方式影响社会的人。于是，在三十年前，巴金应我们社会的特殊需要，成为这样一个“社会良心”。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他对社会的一句教导是如此重要，分量重到今天我们在悼念巴金的时候，可以一笔带过他成为大师的文学成就而再三强调他的这句话。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他说的是：我们要“讲真话”。巴金提倡“讲真话”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的2005年，这一提倡仍比他的文学成就更受到赞誉。

一路想来，我只好承认自己真是一个很愚钝的人，会很愚钝地想，巴金从文学大师到“社会良心”的身份转换，对他个人、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高度赞扬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它的前提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晚年巴金比青年巴金更为伟大，而是社会本身的低层次错乱，基本人伦常识被淹没在高调之中。按照常识，在一个正常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文学家努力于他的文学创作，把“讲真话”的教育工作，留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老师。在巴金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感惋惜：《家》、《春》、《秋》没有续集！《随想录》是历史的特定产物，与前面的文学巨著相比，无法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