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李大申，他十六岁。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学里很要好的朋友。我们这一代所谓上海人，父辈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东。他们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圆圆的脸，长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像年画。

小青家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山阴路是一条小马路，却有点名气。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条大路，从南京路浩浩荡荡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后，就向两边分岔。向东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续，向西一条小路就是山阴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子，正中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这一片当年是日租界。内山的好友鲁迅，就住在山阴路前端一个拐弯的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当年从内山书店里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钟的路。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阴路的最后一条弄堂。弄堂口并排竖着两个路牌，一块是“山阴路”，一块是“祥德路”，两条路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人在山阴路上走，不知不觉，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开端。

上海虹口区山阴路

山阴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隔一座矮矮的围墙，相邻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条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栋西式花园小洋房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个门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门楼，方头方脑，门楣上有“积善里”大字匾额。匾额往上，是很洋气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在一九五○年代，里面的住所已经开始显得拥挤。直直地走下去，将近弄堂底的二十九号，就是小青家。山阴路藏龙隐凤，算得上是条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职员，小脚的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个普通人家。

积善里匾额

我们就读的祥德路小学在当时的祥德路底。今天这条路已经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们是盖了三层新校舍的学校招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这里还是市区的边缘，学校盖在一片乡村坟地上。父亲曾拉着我的手，去看未来的学校施工，工人正挖着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学校的紧邻是个奶牛场，还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头上包着大大的白缠头，留着胡须，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学生们眼里显得面目狰狞。开学后，一些孩子隔着编织得密密的竹篱笆，对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鹰来了！”喊罢就逃命似的跑走。

后来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国巡捕房雇佣的巡捕，相当于警察。印度巡捕常常缠着红缠头，提着警棍，模样很凶，老上海人把他们叫做“红头阿三”。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胁“阿三”的不是“老鹰”，而是“阿三”们的老上司，英国人“老英”。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上学很方便。那时候这还是城市的边缘地带，人口稀疏，我们小学的学生覆盖范围很大，整条祥德路、山阴路都有我们班的同学。小青就必须穿过整条祥德路来上学，还有一些同学住得更远。

我们在这个建在坟场上的小学里，一起读了整整六年书。毕业时，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终，养牛场变成了小工厂。小青是个很随和的女孩，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两家隔着整一条祥德路，离得挺远，但上学的六年里，我还是会偶尔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个哥哥在北郊中学读书，可我去她家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没遇到。经常遇到的是小青的奶奶，我喜欢去玩，一半是因为奶奶很喜欢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们都参加了中学的入学考试，录取通知书要在开学之前才发出来。那是读书六年来最堂堂正正的一个暑假，拿了小学毕业证书，却还没有得到中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做个自由人，不属于哪个学校，只属于爸爸妈妈和自己，没有暑期作业，天天玩得理直气壮。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点心神不宁，同学之间互相串门，多少有点惜别的意思。

那个晚上，我去了小青家。他们全家都在，我一开始有点拘谨。不知怎么，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欢下象棋，建议我们对阵。大申大我们三岁，那年是初中毕业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学通知。他很温和，没有看不起一个小孩子的意思，在棋盘对面很认真地坐下了。我立刻心劲儿鼓鼓地有一种举行成人礼的感觉：在进中学前，一个即将读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经和我对弈。黑夜把灯光之外的东西都抹去了，灯光下的景象，如舞台收聚在一起。这一幕在我脑子里永远留下来：暖暖灯光下，一个家。小青的爸爸妈妈看书报，奶奶做针线，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边观战。大申像对待一个同龄朋友那样对我，让我感觉很兴奋，我很少这么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战”罢告别，小青送了我远远一程。我们报考了不同的学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愿就是要进哥哥读书的那所学校。我也一样，报考了自己哥哥读过的学校。祥德路上静静的，开始凉爽下来，深蓝色的夏日夜空，满是星斗。两个小孩郑重道别分手了。不久，我们都随自己的兄长，走向不同的中学。

十年后，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了课，可是必须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阴路，也经过小青家住的弄堂。“积善里”那几个大字被砸残了。积善里和祥德路2弄之间的围墙在几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断壁残垣，已经破了相。两条风格完全不同的弄堂并到了一起，成了一条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锣鼓此起彼伏。这条合并后的“大弄堂”里，至少住了我小学同班的十来个同学。每次路过，不免想到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够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祥德路2弄1号，那是贺允恩的家。现在想来，那个安安静静的女孩，也许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热的夏天，从马路上都能看到，贺家连续几天都不断有抄家的人在进出，她家有个小小的院子，只见她父亲在监督之下，翻来覆去地挖坑。过路的上海人对如此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不问就都知道，是这家被怀疑在院子里埋藏了金银财宝或是枪支弹药。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况不明。当时我们这些初中新生，正在体验什么叫“自身难保”，就像屋顶和四壁一夜之间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无保护的旷野。所有的人几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风暴扫过，天并没有放晴。可是人的适应能力蛮强，大家已经渐渐习惯退回野生状态，生活在无遮无盖的荒原风雨中。我们满怀少年遐想刚刚进去一年的中学，早已变成杀戮场，同窗一年的新同学，竟然磨刀相向，令我们这一拨孩子，不约而同开始怀念一年前在小学的天真时光。形势刚刚有一点松动，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出发，相互缓缓伸出触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达奇珍，是那个“合并大弄堂”里第一个来我家通报消息的：那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被抄家。这一点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我听着就像听市井传闻。可是，来自小青家的消息还是刺着了我：小青家是父亲先“出事”，来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车自杀。大申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当时，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学就读，一个十四岁，初中一年级，一个十七岁，高中一年级。

我对这个北郊中学并不陌生。我们家是弄堂的最后一排房子，离北郊中学还有好长一段路。在一九六○年代初，从我们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农田，可以望到遥远的地平线。后来，北郊中学高低错落粉色鹅黄相间的新校舍，是这片视野中出现的第一栋楼房。记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时兴起，画了一幅水彩风景。近景是我家阳台一角，远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学，中间是二哥画笔诗化之后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对我们家阳台的过于简陋不满，在画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洛克式的雕饰，其余基本写实。画面色彩轻柔。

我是看着学校新楼建造的，就以为那是一所一九六○年代新建的学校。直到前几年，我采访一名住在美国的原北郊中学老教师，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后改名为北郊中学，一九六○年代初才搬至大连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点中学。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点中学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学以教师排队被迫喝食堂泔水缸里的泔水闻名。后来，传来校长朱瑞珠从我二哥画过的校舍跳楼摔断一条腿的消息，她女儿就在这个学校读初一。

北郊中学1966年年底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大申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戴上手铐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现场。可是，这个案子的起因和学校没太大关系。奇珍告诉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门边看着，一声不吭。可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寄出一封信，提出了十七岁少年对这场革命的疑问。祸根就是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八年徒刑。我听了脑袋木木的，固执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转不开。

1969年年初，我们再次各奔东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队，我去了更远的黑龙江。之后，小青的母亲被单位以支援“小三线”的名义，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带走了小青的弟弟，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小青的奶奶据说是地主，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迈着一双小脚，天天扫街。我走过她身边，叫一声“奶奶”，她眼眶就红。

很快，又是六年过去了。那一阵，由于“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乡知青中的“独苗”、“独留”可以回城。所谓“独苗”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独留”指的是家里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个知青，在身边照顾父母。我妈妈开始为我疯狂奔走，办回城。事情却办得万分艰难。尽管我们家孩子都在外地，却有个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办公室的人坚持说，我嫂子可以照顾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变成个站在政策边缘线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来。为此全家绞尽脑汁，要不断写申诉、出具各种证明、找人盖章。记得其中一个证明是全家合谋、由我二嫂写、再去她的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盖的章，要证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后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照顾，两家相距甚远，她不可能再来回奔走照顾公婆云云。一个大弯拐回来，拐到应该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独自一人在上海无人照料，小青却不能作为“独留”回来，因为理论上她还有个“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还“留”在上海监狱铁门里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终于从插队的农村取回户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欧阳街道的镜框组工作。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加工组”的街道工厂，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遗物，也是上海当时工资最低的工作单位。当初起意是组织家庭妇女出来工作，象征性给点工资，反正她们本来就不是养家的主力。后来逐步吸纳待业青年。1969年之后，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残留城的知青进来，再下面，就是我们了。生产组以工作日计工资，一天工作八小时，值七角人民币。当时上海的棒冰四分钱一支，雪糕八分钱一支，干一个小时能吃两根冰棍。

上海正规工厂一般把工人不愿意做的工种转移出来。我们加工组先是承接镜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铝制品工厂又把危险的冲床车间转给我们。我的工作在里间，就是用冲床将铝片冲成饭盒。安全教育、劳动保护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缛节，干了不到一个月，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就被切边机切去一节拇指。

那一段时间，达奇珍和我来往很多。奇珍从小就是出名的病号，重症哮喘，总是一个学期不来上学，一来就考满分，这时也就没下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加工组，却隶属同一个街道系统，成了三杆子能砸到的“同事”。我们私下交换禁书，还记得那本《丰子恺画册》，就是达奇珍家抄家后的幸存。三个月后，又有新政策规定，我们这批“独留”、“独苗”，可以进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们却没有份，政策变幻无常，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将离开加工组。一天，大组长开会宣布，要新来一名“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类的关照。几天后，同车间的工人告诉我，“刑满释放分子”来报到了，在油漆车间。我装作若无其事、好奇地拐到门口扫一眼，想扫出那张陌生面孔来。谁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间，我惊讶地认出，来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个在灯下和我下棋的十六岁少年已经不复存在。圆圆的脑袋上是剪得短短的头发，脸颊是刮完胡须后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八年监牢出来，他那双大眼睛温和如故。

我们还是相差三岁。可是，十年之后重逢，这三岁的年纪，已经被岁月扯平。

我们不在一个车间，大申在外间油漆镜框，这是大家都讨厌的工作，气味难闻，有毒，还是三班倒。此后几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时间是错开的，他来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满释放”在当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受监督的罪犯身份。我马上就要离开，心里想着说什么走之前也要给大申一个问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后，装作一副很随意的样子走进他们车间，走近大申，大声问候说，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学，我们一起下过象棋，你还记得吗？你好吗？小青好吗？他好像并不吃惊，他说他记得我，还说他挺好，小青还在吉林，也好。他穿着自己洗得开始发白的藏青色旧衣服，衣服前面罩着长长的围单，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斓斓。大申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住手地干活。我告诉他，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还问了小青的情况。聊着天，却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张力，周围的人投来狐疑的眼光，警觉地支起耳朵。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简短的对话结束了。

那几天里，我们虽不在一个车间，可我还是在留神，最后感觉他的工作环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较正常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几天后我就离开了。那时候，我们属于处处都可以发现同道的那么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轻人，刚二十挂零，内心在逆反着外部气氛的包围，所以本能地很小心保护着自己，关键时刻常常面无表情。我们游走过上千公里的地界，见过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总是交换一个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后不动声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对方好自为之。

最后一次相遇

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细节，例如“父母缺一”可以进国营工厂，其余只能进“大集体”。我于是去了一个“大集体”的修建队。修建队是新组成的，除了几个老师傅，四十个左右新手，全是刚从天南地北农村回来的“独苗”和“独留”。我开始熟悉新的环境，拜师傅，学木匠。

上班地点是在上海边缘杨浦区的一个养猪场。在猪圈对面搭了一个大棚子，权充我们的工场。中间有粗加工的电刨电锯，主要的细加工全靠鲁班时代的工具，天天斧锤锯凿，当学徒还不摸门，一失手就见血。

到新单位时间不长。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条大口子，当时的规矩，我们工资每月三十元六角，半年后每月三十六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资，工伤可以不扣工资。去医院验明伤情，拿了病假单，得到三天的额外假期，暗暗窃喜。每周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贵。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书店。当时，外文书店后面开了个鬼头鬼脑的后门，要查验介绍信才能进去，里面全是国家经营的影印版外语书，我们这类入学无门的，千方百计弄了介绍信，有钱没钱地常在里面转转。

我家在苏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几道桥可以过去。我那天选了清静些的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算太宽。我骑自行车，刚刚越过桥顶开始往下冲，突然，听到前面一声很闷的声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不知从哪里跑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都是，都在往前冲，周遭大乱。我条件反射地赶紧刹车，已经在冲下一半的桥面上。下了车愣在那里，只见人们向桥下一栋高楼飞跑过去。那栋七层楼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楼，楼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闻电影院，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这里看电影。后来它改了名字，叫“外贸会场”，属上海外贸公司。耳边只一片嘈杂：“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我有一种要反胃的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几年的上海，跳楼自杀相当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可是，这已经是1975年下半年，自杀已经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楼。现场离我只有二十米左右，已经围了许多人，我木然调转自行车，逆着人流的方向推车往回走，走出一段骑上车，再也没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达奇珍情绪激动地来找我，进门就说，你听说没有，大申今天跳楼自杀了。问明时间地点，我傻了。在乍浦大楼前的那个瞬间，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后一次相遇。

达奇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大申还在那个加工组的油漆车间工作。最近，据说车间丢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后期是一种钝钝的日子，大多数人感到厌倦，年轻人百无聊赖，纷纷开始小打小闹地改善生活。工资太低，大家习惯从单位里拿点公家的东西回去作补偿。年轻人拿单位里的东西回去打家具干点私活儿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来很困难。达奇珍在自己家楼上，看到过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捡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达奇珍都坚信，大申绝不可能去拿单位的油漆。说不出什么理由，有的人就是不会，大申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这么说，就是假如说我相信自己会去拿这些油漆回家，我都坚信大申不会，就像他会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而我断断不会一样。这里没有什么逻辑，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当时的逻辑，是样板戏《海港》的逻辑，每个单位都有“敌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们在“破坏”。依据这样的逻辑，大申因他的“刑满释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认偷窃，而他拒不承认。当时的工作单位，都兼有无限制不受监督的司法执法功能，单位领导只要高兴，可以随时宣布关押逼供，可以对“敌人”做任何事情，“敌人”理所当然地没有权利。

我不知道详情，我只看到二十五岁的大申从七层高的楼房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年底，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

2001年我回国探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关大申生前的细节。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阴路“积善里”弄堂口和29号门口，分别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当年的同学，他们有和大申同一年级的，但不同班。我问起李大申，谁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同学。

我又见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个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讲起，问了几个应该是大申同学的人，都不记得他。我说，我是不是记错了大申的年级。奇珍说，不会错的，因为她的小姐姐达孝珍，是大申的小学同班同学。

窗外的大街上走着许多年轻人，大申也曾一样年轻。我问达奇珍，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人们会不会以为，这只是我们这代人编造的故事？奇珍望着窗外，没有回答。

于是我决定把它现在就写出来，写出全部真实的人名地名。人们假如不信，至少今天还有机会查证。

山阴路积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