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文坛曾出过一件事：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宣布：在他的新自传《剥洋葱》（Peeling the Onion）中，他将讲述自己十七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这一消息在德国，也在各国知识界引出很大争议。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铁皮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他是众望所归的公共知识分子，凡德国的公共议题，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德国良心”。他曾被波兰授予波兰但泽市“荣誉市民”称号，也许这比他获得其他所有荣誉都更说明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十八岁的格拉斯六十年后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才会有如此爆炸性效果。

《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近年来，格拉斯有一些重大“表态”。1998年2月，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表态，呼吁放弃修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理由是“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这些现在都和他的“历史问题”挂钩。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又因新书《剥洋葱》此时将要出版，更有人攻击他在作新书广告。

看到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让我想起特劳德·琼格·汉普斯（Traudl Junge Humps），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采访她的纪录片，也想起在看这部片子时心头的诸多感触。

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比格拉斯大几岁，在一个动荡时代，大几岁有时就有大半代人的感觉。1942年，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假如说，当年加入党卫军的格拉斯还是个少年，那么二十二岁的特劳德已经是个年轻女子。三年中，她为希特勒作口述打字。在此期间，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Hans Hanmann Junge）。不久汉斯应征上前线，十四个月后于法国一次袭击中身亡。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她住在慕尼黑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五十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把那段记忆留给自己。八十一岁时的2001年4月至6月，由一名作家牵线，她接受了弗劳·琼格（Frau Junge）的几次采访，成就了这部影片。

老人说德语，影片下面是英语字幕，对我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应该说是如看书般看了一遍文字。可是，由于德语和英语有许多单词的结构发音近似，因此能够在看字幕的同时，感受到老人随着讲述，不由自主的表情和语调语气。最后我发现，实际感受并不是原来想象的“看文字”，还是有“看采访”的感觉。

影片是剪辑过的，主体是对一段段历史，或是对一个个话题相对完整的叙述，在这些话题后面，有再次采访的说明和补充。整部影片内容就是采访，没有加入任何历史场景等等的花絮。记得以前大家聊起纪录片制作，都认为整个片子都是采访过程可能会使观众厌倦，因此历史场景资料很少的话，“做片子”本身会很困难。可是在看这部片子时，我开始怀疑这样的看法，它确实一点也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虽然只是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可是你感觉到整个片子是一个有机整体，有起伏和节奏，有低潮和高潮。有时候，插入了讲述者观看前面采访的画面，一种特殊的距离感突然就出来了。开端和结束都是平淡的，却动人心魄。

二

读到“格拉斯争论”，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叫做《盲点》的影片，是因为它非常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当时被愚昧蒙蔽、深深卷入漩涡的德国年轻女孩，如何在此后以她整整一生来挣扎反省的复杂历程。

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一开始的话题，是交代这一切发生的背景原因。老人在开口之前显得很困难，欲言又止。也许那难以开口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那种竭力挣脱捆绑的感觉使得时间“变长”。突然，像是终于下了决心。“这一切，”她开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老人停顿着，似乎在回忆和思索，画面外，传来记者的遥远的问题：“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老人没有马上回答，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当年的那个年轻女孩，当然不是有意走错路：“当我还是个孩子，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在某种意义上强烈地深入了你的内心。”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母亲独自带大我们”。离异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外公是个将军，在家里却是个“真正暴君”。“母亲为外公管家”，她没有钱，“而外公总是在对我们说，是他养活了我们，我们总是感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压力”。她回忆说：“我从没有在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心理感受：“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不提供一个父亲的替代位置。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她也就没有机会学会辨别政治上的对错。“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外公）他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被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我自己很适应。既然妈妈过得那么难，我总是并不思考就服从，也总是愿意牺牲自己。”特劳德没能上高中，“对我妈妈来说，学费太高”。在第一次大考后，特劳德就离开了学校。“然后他们对我说，‘你最好去读商校，找个办公室工作，这是最快可以养活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我的命运，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机会。还令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是老大，却还待在家里，我妹妹却已经出去闯世界了。”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也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全心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鲍曼（Albert Bormann），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阿尔伯特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我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阴差阳错，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三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

她自己反复回忆、审视和询问当时的那个女孩：你是怎么回事？确实事情的发生有很自然的理由。甚至可以想象，特劳德接到消息兴奋莫名。对这样一个女孩，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事情当然有自然的一面。这个工作对特劳德来说，“就像出现了满足我跳舞热情的机会”。特劳德觉得，这也是自己对老板抗争的一个成功，“他总是不让我离开”。当然，还不仅如此，这还是枯燥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大转机，她总是想离开妈妈和外公，再神神气气地以另一种样子回来。“作为一个女孩，我当时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和计划，没有想过人生要怎么过，要做什么。”

“实际上我到希特勒那里，完全是一个巧合，”她又觉得这样平叙事实，似乎有“开脱”自己之嫌，就加了一句，“必须说，这是因为机遇，却也是因为我的愚蠢。”

特劳德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也很自责：她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她并不知道，一般德国人当时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克勒佩雷尔（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那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至少对犹太人来说，在1933、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那个年轻女孩。或者说，我不能原谅那个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恶魔带来灾难的少女。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还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我不要这份工作。我不愿意被送到元首司令部去。’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我想我当时并不能真正想到，宿命将把我驱赶和留在怎样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根本不是我去追求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一切无法原谅。”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特劳德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后来，那里有一个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鲍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特劳德当时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个工作，那时她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接到命令，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结果整整等了几天。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里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所谓“领袖接见”，在一个刻意造神的国家，是一件大事。“领袖”总是很重视“接见民众”的戏剧性效果，这种经验对被特定教育愚化的民众来说，是精神的一种撼动和震慑。对于特劳德来说，却另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突然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低声说话，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得像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那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这样放任自己倾斜”。也许，那个年轻女孩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称之为对伟人和慈父相交的“热爱”。

希特勒离开后，“我们好奇地问，‘他挑中了谁？’”鲍曼说，“没那么快的，你们还要经过口述记录的测试”。测试的时候，鲍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希特勒已有过一次混乱的经验，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原来有点歇斯底里的病发作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测试过程更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我要不要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我们有一种特殊打字机，叫做默声打字机，打起来声音很小。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林格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实际上是很容易。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在说到林格进来这个转机时，我注意到，特劳德先是很自然地说“感谢上帝”，可是马上说“也许应该说，很不幸地”，这种负罪感的印记和流露，始终贯穿在采访过程中。顺利通过测试，“他（希特勒）挺高兴，我也挺高兴。我确实觉得兴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突然，我在这里，那个小小的特劳德·汉普斯，坐在元首对面，是元首本人。不管你对他怎么看，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我处于如此不同寻常的位置上，如此难以置信，像是一个历险记。”

决定的时刻来到了。希特勒“又叫我去。原来的两个秘书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他说：‘汉普斯小姐，我现在必须问你了，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女孩的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不安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首相，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二十二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只是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我身边至少二十二年没有男人出现了！’所以，我必须忏悔的，在这一刻，我没有能说：‘不。’可我并不是没有机会说‘不，我不愿意留在这里’。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说自己“喜欢这个森林里的司令部工作，它不像是我以前经历的办公室，工作时间必须整天坐着不动。后来，希特勒不再要人在外面办公室为他安排约见、接电话和煮咖啡。秘书们不再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她们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房间，只是在需要笔录的时候才被叫去。主要是打录演讲稿、私信和一些个人的东西。他从来不需要打录政治、军事的文件”。

年轻的特劳德和党卫军军官在一起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时，我突然也得到一种安全感”。“一个圈子，一个和外部如此隔绝的圈子。”她又说，“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向往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那是1942年。

四

特劳德去以后不是很久，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有关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因此，特劳德不仅工作，还有机会非常近距离地观察私下的希特勒。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特劳德说回想起来，至今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就是她见到的同一个人，“可是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在私下，他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那些在其他的德语地区不用的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真的。还有那些在私人生活中的很谦恭的态度”。

特劳德能接触到生活细节，希特勒也就表现出不仅是“元首”，更是一个人的那一面。例如，也许是因为肠胃不好，希特勒是一个素食者。希特勒也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他会告诉特劳德，在战前他在正式场合穿褐色SA制服，戴领带，可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他只穿灰色军服，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还是个爱干净、很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还记得，希特勒的狗布朗迪（Blondie）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每天傍晚有整套的“娱乐”。他告诉特劳德，布朗迪在周围的狗们中间是特别出色、是难以置信的聪明懂事。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看上去非常漂亮。布朗迪还会各种花样。它会按照口令唱歌，特劳德当然也是喜欢布朗迪的，她回忆说，“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它说，‘唱好听点，布朗迪，像扎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那样唱，’它就会唱出不同调子来，唱出八个音阶来。”

可以想象，当特劳德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那里看到些什么？你看到的希特勒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细节自然就会从记忆深处鲜活地走出来。说出来，或许对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集权的制度下，一个个人，所谓领袖、元首，他的一念之差、个人性格、个人好恶，会成为一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灾难的根源。更多了解这个“人物”，也许总是重要的。我相信，这也是采访者提出这一类问题请特劳德回答，并且把这些看似无关大旨的细节，保留在影片中的原因，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我觉得采访者非常公正的做法，是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假如有一些可能发生误会的地方，她有一个机会作出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在电视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一只手搓着自己另一只手的手背。

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女孩当时的状况。这个影片的名字起得很贴切——《盲点》。一方面，特劳德没有被公开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盲点；而特劳德当时的状况也是一个盲点；当时在德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处于有思维缺陷的状态，他们的视野、思想都存在盲点。

特劳德说，当时“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希特勒）是意识到自己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那是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对我来说，这是在后来才明显起来的”。“处在内部小圈子里，在他私人的范围里，我是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以至于我在后来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如此震惊。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就像是大爆炸中的一个小‘静区’。”那是一个台风眼。希特勒只是在给周围的人描画“一个宏大图景”，而特劳德这样的年轻女孩，很自然地“让自己相信了这个宏大的谎言”。

采访者小心地问道：“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

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她只有一次，听到希姆莱提到“集中营”这个词，却没有任何细节和重要的东西。“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实际上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在我们那里这个词实际上是不说的。至少我们在场的时候，从来不提犹太人。”

集中营里被屠杀的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唯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的一个晚上，弗劳·冯·席腊赫（Frau von Schirach）来做客的时候。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说，我当时走出房间了。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她对希特勒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觉得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了，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席腊赫也没有再被请到伯格霍夫别墅来做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特劳德说：“听说之后，这成了我有时会去想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不可能和希特勒讨论敏感的或者说‘困难’的话题。这是他的另一面。”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永远是那种强大国家，大德意志帝国的抽象概念：权力、强国。可是对他来说，个人从来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希特勒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他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的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显然，今天的特劳德对自己当时被如此蒙骗，内心非常愤怒，她说：“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我还能见到希特勒一次，活着，或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一定会问他，既然你自己也有犹太人的血统，那么你会把自己也送进毒气室吗？”

“事实上，我从没有听到他说过‘爱’这个词。这就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五

特劳德所在的那两年多，是纳粹和希特勒的最后时刻。这个时间跨度，足够使得特劳德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凶险的前景和面临毁灭，又把这个年轻女子和她并不完全明白的东西，死死捆绑在一起。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德国一些高级军官试图炸死希特勒。那天在自己住处，特劳德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特劳德回忆说，那里平常一直有各种响声：鹿踩了地雷、空袭或者是试验新武器，可是从没有这样响的爆炸声。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建筑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希特勒对她们说，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犹太人要疯狂报复。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敌人将怎样摧毁德国和我们的文化。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试图暗杀他的人。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那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当晚希特勒发表演说：我奇迹般地活下来！我一定要赢得战争！今天想到希特勒的话，特劳德说这“真是愚蠢”。

希特勒对“假如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都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唯一出路。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事件本身：高层分裂，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不可能不对这个小圈子带来冲击。特劳德也开始成熟：“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在这个例子中，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并不真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那里的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4月22日，希特勒召集会议：门突然打开，希特勒走进来。他先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他完全是一张石头脸，已经是戴着死亡面具的脸。”“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的手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我们两个也说，我也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只是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又加了一句：“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会有同样勇气。”说完希特勒走出去，特劳德回忆说：“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色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由于过度紧张，“后来我去做了什么自己都忘了。”

叙述这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是紧张的、激动的、全神贯注的。可以想象，对二十五岁的特劳德来说，压力远远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限度。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每个人口袋里都开始揣着毒药。她们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然将是一回事。偶尔几个女人到户外去透一口气，宁静的大自然使得她们感觉有生的希望，而回到办公室却又是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也许最能反映她们的状况是这样的场景，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的话题却是“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最后，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前前后后，就是一连串这样目不暇接的大变故：有人，包括希特勒和伊娃，为死亡而先举行婚礼；有人逃跑；有人，包括伊娃的妹夫，因试图逃离被枪决；最后是周围大批人的自杀。而这些变故，都是在耳边响着的盟军轰炸和枪炮声中匆匆发生的。讲述的过程仿佛是再次经历，特劳德的语流越来越快，神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她如同再次经历大崩溃，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就在看着特劳德讲述这段最后回忆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对特劳德来说，她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个悲剧。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是和这样一个“邪恶中心”联系在一起，这个中心不是抽象的，那里有一个一个的人。从十三岁开始，她就全身心接受了唯一的思维方式、宏大的理想、个人的牺牲、投身悲壮事业的信仰、热爱和信赖自己的领袖。在如此氛围中，她和周围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同志、朋友关系，也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走出这段历史之后，回忆到那几年时光，只要涉及细节，她本能的自然反应，必定是当年的感情，比如当时和一个个同事的感情，共处的情景。当这一切崩裂的时候，她是崩裂的一部分。对她来说，一旦回忆，就自然会跳出许多令她动感情的细节来：戈培尔最后带一家人躲避到那里，央求特劳德安排孩子的住宿。她几次在采访中提到这六个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而最后，“那个最大的十岁孩子，眼睛里有我看到过的最忧郁的眼神，我相信她是感觉到了什么的”。说到这里，特劳德非常难过。虽然这部片子没有交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情节，戈培尔夫妇自杀前，先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其实，即便是提到布朗迪——希特勒的那只狗被毒死的情节，特劳德都会很自然流露出痛心。

以特劳德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感受是自然的。这种感受在天崩地裂的巨变中被强化，却又和此后理性告诉她的一切正面冲突。那是永远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她知道真相之后，理性似乎在告诉她，她应该为这崩溃的一刻而高兴，因为世界因此得救，战争因此结束，千千万万的人因此活下来。可是只要她在回忆这一刻时，眼前涌现出的是那些细节，她本能的感受仍然是面临灭亡的绝望。这种冲突、分崩离析的感受，几乎撕裂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六

影片告诉我们，特劳德在最后关头决定离开那里。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1945年6月9日至12月被俄国人关押。在被俄国人审讯中，她得到一个美国译员帮助逃到西德，又在被美国人关押审查三个星期后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到了六十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党卫军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坚持着说真相。

这些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特劳德是美军占领一年后才回到家，她惊讶地看到他们“表现出非常好的民主，是一些非常助人为乐的人。救援包裹开始到达。我觉得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以及“那些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一开始特劳德没有看到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

“我的意思是，今天，毫无疑问，我必须说：他（希特勒）绝对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罪犯——那正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然后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十三岁，我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管我怎么样，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后来，有一天，”特劳德说，“我路过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f）大街的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纪念碑，那是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应该是可能的。”

1943年因反对希特勒而被处死的女孩索菲·斯库勒，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她的哥哥汉斯·斯库勒

索菲·斯库勒的画像

她说：“年轻不是借口。”

在五十多年后，她愿意接受采访，是她内心还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受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德国纳粹时期，当然为整个国家的疯狂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可是，对生活在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自己在里面如此走过，原因又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任何一个从荒唐岁月经过并走出来的人，只要他是诚实的，人们应该能够理解这种复杂性。

特劳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亘古不变的话题，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双方永远能找到足够证明“善”或“恶”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可是，听到特劳德的这段讲述，看到她困惑的眼神，我突然相信人是“性本善”的。不论有多少“恶”发生，最终绝大多数正常的人，会希望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是“善”的。哪怕他们在为自己的“错”或“恶”寻找借口和理由，试图证明那是“情有可原”的。最终，这就是“善”在起作用，因为它的基础一定是：首先有“人”的基本判断，发生的事情不是“善”而是“恶”；其次，自己在为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这就有“善”在“作祟”，希望有客观条件证明，自己做过的事情是有“原因”的，而不是自己“生而是个坏人”。这种本能的反应，是一种自我心理保护。这是绝大多数人做错事情之后，自然会走的第一步。一些人停留在这一步，也有人在继续走下去，特劳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此后，在她小小的住所里，孤独中，她无数次反复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她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走上去、错在哪一步。她想找出来：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意识”到“错”。老人的目光一遍遍落在逝去的岁月里。最后她同意接受采访，她本来可以不面对公众的。

我想，忏悔和反省本来就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哪怕最后特劳德没有接受采访，她能够走过这样一条路，通过窄门，她一定已经得到上帝的原谅了。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帕布斯特（G. W. Papst）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最后一幕》（Der Letzte 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自己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电影《盲点》在柏林电影节首演的那一天，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在去世前不久，她和《盲点》的采访人海勒（Andre Heller）和史密德勒（Othmer Schmiderer）在电话中有了一次谈话。

就在那次谈话中，她说：“我想，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七

写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知道其实这里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个人和整个历史事件的关系。这个大的困惑，其实会以非常直接的、个人化的方式具体表达出来。

例如，在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白发苍苍、梳妆整齐的老人。采访的地点是在特劳德家里，书架、现代雕塑、印象派油画，色调素雅。柔和的橘红毛衣在这里跳出来，漂亮却并不刺目，整个画面非常协调，非常有品位。她很自然地讲述到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细节和最后崩溃的恐惧。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理解今天的这个老人和过去的一切之间的逻辑关系。

老年特劳德

可是我也常常想到，假如是一个全家都死在集中营、自己历尽悲苦而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他在听到看到这个希特勒前秘书讲述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感受？我想，他兴许本能地有要呕吐的生理反应，他可能根本没有勇气看到底。有一些学者批评这种反应是“不能跳出自己经历的局限”。可是这样的反应难道不是和特劳德在回忆希特勒大本营崩溃时刻的反应一样自然，而且更具有意义吗？

那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又一个的个人卷进一个巨大的人类灾难之中，一场大的灾难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行为组成。

假如没有“大灾难”这个真实的实体先放在人类面前，假如“六百万犹太人死难”的浩劫事实细节缺席，假如没有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体死亡，我们仅仅依据当时罪恶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来塑造、还原历史，那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甚至是对死难者的羞辱，是对历史真相的漠视。因为，无数特劳德这样的个人，在希特勒的思维毒化之下，一度曾经变做纳粹机器的零件，许许多多人一度变做禽兽。因为这样，大屠杀才可能发生。就如特劳德，她曾经是天真的孩子，此后是一个受尊敬的妇女，有一个阶段她却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她无法准确描绘这个阶段，因为她不是受害者，也没有受害者刻骨铭心的感受。

可是，假如因此我们就不能尊重老年特劳德经历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就还没有走出纳粹的思维方式。

最糟糕的事情大概是：历史真相被完全掩盖和埋葬，新一代完全不知道前辈的历史教训，而纳粹和希特勒，却依然受到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