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已经过了一年了，当我们庆祝淮海战役一周年纪念时，不由地想起了我们那时所作的火线文艺工作，我们找出了那时的日记大家轮流地朗诵，最后大家都觉得应当摘出几段来寄给“文艺报”，从这里也可以多少反映一些在战争中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接受下某纵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空子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般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的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定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和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这里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早就闻名的“雎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遭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日他娘，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吧，谁要老百姓死，谁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敌人溃退了！

敌人逃跑了！

十二月三日

经过这几天的追击，终于把敌人包围了。我们这个组一行11人，到23师政治部去，路上被敌机发现了，向我们反复地俯冲扫射，飞机走后，我们几个人全站了起来互相看了看，意思是：“不错，都还活着，一个也没少。”组长陈明同志说：“这是第一次考试。”

师政治部主任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且介绍了该师各团的战斗情况。我们又分开了两组，下到团里去，我们这一组（七个人）到了69团，团首长又介绍了一下各营的战斗任务，知道一二两营都已投入战斗了，二是决定争取今晚在三营做第一次的“火线演出”。这样，我们就一面打电话通知留在纵政的同志们，叫他们来参加演出，一面为演出做准备工作。我们到了三营，营首长也对我们表示欢迎。当我们说今晚要演戏给三营同志看时，他们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并且说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告诉他们去做。我们想了一下，除去作为舞台装置用的四根担架杆之外，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于是就请他派人找来了四根担架的杆子，都很奇怪问我们干啥用，我们说“演戏”，他们说：“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能演戏吗？”我们觉得这句话说明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工作的太不够了。我们回答他说：“你们在火线上打仗，我们也就能在火线上演戏，别说这里离火线还有一二里啦！”他们笑了。他们说：“文工团进步啦！过去演一个戏，头一天就搭台子，到第二天天黑还搞不好。现在说干就干，两个钟头就可以演出戏来，这不是进步了吗？”便都自动地帮助我们埋杆子。天将黑时，住在纵政的同志们，由团长带着来到，于是第一次火线演出便开始了。

我们放幻灯（战士们叫它土电影），唱歌，内容是表扬该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英勇战绩。最后，我们演出秧歌剧《火线爱民》。在演出的过程中，敌机不断来侦察，每当它一来我们便把汽灯放到刨好的土坑里，它走了，我们就把灯挂起来继续演出，战士们开玩笑地指着天空叫道：“喂，下来吧，下来看戏呀！”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团部下来了命令，叫三营马上投入战斗。这样，戏便停止了。指导员上来开始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接到了命令，马上投入战斗。文工团同志们这样关心我们，到火线上来给我们演戏看，我们要以行动来感谢他们。我们要勇敢战斗，争取上电影（指幻灯），上歌子、上戏，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像倒了山一样的呼声，在台下响起来。战士们提起枪向火线上跑去，我们用歌声、口号声，欢送着他们。一个昨天才投诚过来的蒋军士兵，看着跑步下去的部队说：“解放军在火线上还有戏看，士气怎么会不旺盛呢？”

十二月五日

下午，师指挥所来了命令，叫该团“插敌纵深”打“中心开花”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部队行动时做一次火线鼓动工作。于是我们几个研究一下并且分了工，两个同志拉胡琴，两个同志唱，两个人下去马上收集材料，了解各连的具体任务，写出各种对象不同的快板和歌子，另外一个同志领导大家喊口号。分工以后，就动手做，我们在部队必经的路上，选择了一个地方休息下来，等候部队，大约两分钟之后，先头部队已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胡琴响了，领唱的同志开始唱起来——“同志们英勇上前线呀嘿，争取立功做模范！”战士都笑着走向前去，有的向我们点点头说：“一定立一个大功回来！”有的向我们招招手，我们的节目也变化着，一会儿唱，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数快板，最后在队伍后面走的是几个炊事员，我们马上编了一个快板——“炊事员，努力干，一样立功做模范！”“炊事员把饭做的香，一定能把英雄当！”一个老炊事员摸了摸胡子，笑嘻嘻地说：“好！一定要把英雄当！”

我们往回走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团团的白烟升起在黄昏的天空，我们都愉快地说：“又是一个胜利仗。”

十二月十二日

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的部队，紧紧地围住杜、邱、李三个兵团。这样，各部的战士们，在敌人的周围都筑起了工事，这叫做军事包围。而在战士的后边，是各部的文艺工作者，就叫做“锣鼓包围”，自从战士们都进人工事以后，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就由各村巡回，而变成地堡访问了。

昨天下午，到一营阵地上去工作。我们才进入地堡，胡琴还没有定好弦，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于是上级又命令我们撤到半里路后面的二营去，因为敌人集中力量向一营的阵地猛攻，企图突围。

二营阵地上，却和一营两个天下，这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战斗的地方并不在离此半里路的地方。

战士们要求我们唱“白毛女”，我们就把胡琴一拉，放开喉咙唱了起来。唱过以后，我们又教他们唱歌。这样，一直工作到天将黑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炮兵阵地，我们站在大炮旁看开炮，看遥远的冒着烟的敌人的坦克车在慢慢地爬动，终于停在地上。炮兵们要求我们唱歌，我们说：“唱歌会影响你们打仗，明天一定来唱给你们听。”当我走在堑壕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陈明同志说：“我有两句快板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要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不怕炮弹多跑腿。”我们要他解释，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是说我们在火线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张嘴，就可以‘作戏’。不怕炮弹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牺牲，工作艰苦深入，不怕疲劳的意思。”我们都说：“好，将来做工作总结时，一定把这两句快板放进去。”

十二日夜

照例，每晚一次炮击。这炮击成了我们的计划表。每天，都是炮击后五分钟，开始总结汇报今天一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工作。开过这个会，也就是休息或移动阵地的时候了。而今天，却是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会刚开完，团政治处主任来了，一进门，先向大家道了下辛苦，接着说：“今天一营二连的一排，打得很好，他们一个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带五辆坦克的进攻，并且还杀伤了一百多敌人和击毁了一辆坦克哩。明天，我们准备给他们在前沿阵地上来一个火线庆功，你们看怎样？”“好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准备起来，马上就去派人收集材料，连夜编好，明天就表演才好啦！”我们都被战士们的英勇感动了。团政主任很高兴我们的工作热情，并且说：“如果这样，那我派骑兵连夜把你写的东西送纵政去印。”我们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后，决定派我和黄石文同志下去收集材料，我负责写了一个鼓词，他负责写一支歌子，这一切都要在“启明星”出来以前脱稿。

夜，静静的，天空上阴云密布，除去偶尔一二声冷枪和几个照明弹划破冬夜的沉寂外，简直感觉不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由于走得急，险些被蒋军留下的尸体绊倒。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走到一营的阵地。和营指挥员说明来意后，他便派通信员送我们到二排休息的地方。这是一间被炮弹打坏了的房屋。战士们正在总结今天的战斗经验，当我们说明来收集他们的事迹，准备传扬出去，他们都很兴奋，二排长笑嘻嘻地说：“上级对咱们真关心，战斗结束还没有过两个钟头，你们就知道了，而且连忙赶来，真是……”

大家坐定后，他们开始介绍今天的战斗：

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五辆坦克掩护下向我们阵地猛攻，妄图打开一条道路突围出去。正好二排是前哨，战斗开始了，我们沉着地等着坦克靠近，并且用机枪切断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打得敌人步兵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而只剩下孤零零的五辆坦克向他们冲过来。这时，二排长向大家提出：“不让坦克越过我们的战壕一步。”

坦克过来了，五辆坦克并排地向他们的工事冲过来，想把他们轧死在工事里。然而敌人想错了，当第一辆坦克冲过战壕后，被我们的炮弹打中了。它想回过头来向回走，就在这时，二排的新同志孙克玉，把一个手榴弹投到坦克的履带下，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坦克停住了。坦克的身上冒出浓浓的黑烟，其余的四辆吓得马上转头就跑。他们接着又来了一个火力追击，敌人伤亡了五六十个，剩下的滚的滚，爬的爬……

大概经过一小时的谈话，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后，和他们告别。当我们回到团政的时候，主任已给我们准备好骑兵，要把稿子连夜送到纵政报社去印。上级这样的照顾，更使我们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坐在地下。用麦草盖着脚，开始写鼓词、歌子和快板。瞌睡像传染病似的渐渐厉害起来，起先还可支持，越往后眼皮越重，我们用冷水沾在头皮上，于是又清醒过来，又继续写了下去。这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躺在铺上时，敌机已经开始这一天的第一次轰炸了。

十二月十三日

大约九点钟才起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发现桌上一份红色的油印“火线传单”。拿起看时，昨晚我们写的鼓词和歌子，都印在上面了。前方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是多么惊人呀。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才只十几个小时，而几小时以前的战争史事，却已经又成了艺术作品了，虽然是很粗糙，但总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不断地努力下去。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里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也到了一营的指挥所了。这时，二排还未撤下来，我们就分散到避弹室去对词和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火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将来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二排撤下来了，简单而富有意义的火线庆功会开始举行了。正当营教导员宣布开会的时候，连着三发炮弹从我们头上经过，飞向我们的后方去，我们说：“敌人替我们放礼炮了。”

团政代表，用大衣遮住电筒发出的散光，宣读首长的嘉奖令，并代表团首长向各位功臣致敬。第三个节目，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昨天写的歌颂二排打坦克的大鼓词，接着就唱歌。唱的是给他们编的庆功歌。当战士们听到歌词里唱到他们排长和功臣们的名字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最后，由我们的女同志给功臣们挂奖证。战士们在战场上像猛虎，现在却像大姑娘似地低着头，看着胸前的红绸奖证，微微地笑着……

总共半小时的工夫，庆功会便结束了，他们马上又接受了战斗任务。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上级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打得好一点，文工团同志就赶到火线上来给我们庆功，咱以后更要勇敢作战，以行动来回答上级和文工团同志们的关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一早上，就忙着准备今天到前沿阵地去贺年。由纵政送来一批贺年片和贺年信，由我们带着，准备在拜年时分发。

吃过早饭，到营的阵地上去。战士们都三人一组、两人一伙的，蹲在避弹室里烤火。我们就一个地堡，一个避弹室的分别访问，先是读贺年信，接着就是念快板、唱歌。如在地堡外面的战壕里，就扭秧歌，虽然节目是这样简单，要在平时战士们会看都不看，嘘的一声就走掉的，而现在，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壕里，他们却会喊再来一遍。由此可见，在战场上，在火线上，文艺工作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拜年以后，在回团的路上，碰上了六八团的一个同志，他向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前天战斗，有一个战斗模范负了伤，当他被抬下火线以后，团政登记他身上的物品时，发现在他的最靠身体的那件军衣里，有一个绸子包，揭开绸包，里面又是一个纸包。这样，一直打开第三个纸包时，才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嘿，是共产党党证和一张文工团同志送给他的（写他自己的）歌页子。

一月八日

由司令部下来了命令，总攻击要开始了。我们到二营去，参加动员。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挤满了一连的战士。指导员正在做战斗动员，战士们也纷纷表示决心。很多战士都说：“请上级放心，我们有决心，一定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最后，我们说：“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一定紧跟你们，把你们在战场上的光荣事迹，写成歌子、剧本、小说，叫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战士们说：“行，咱要以胜利回答文工团同志们，有我们在，就没有杜聿明在。”

一月十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然而在下午，团政的捷报上证明了事情确实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英勇战斗中被消灭了，彻底的被歼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又决定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的告别。战士们都要求上级留下我们，我们向他们解释：“回去还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们的光荣事迹好好地写出来。”这样，才说通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叫我们以后和他们通信（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给我们文工团写了一百多封信）。

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个歌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

后记

“丑小鸭”的编辑同志来约我，请我把自己的处女作找出来，他们想重新发表。这有什么意义，我不大清楚。觉得实在意思不大。

我的真正的“处女作”，是发表在战地一个小刊物上，而且编辑做了脱胎换骨的修改。这刊物怕私人手中不会再有了。一般的资料室也未必有。既不可能找到，也没必要去找就找出一篇早期发的文章来顶替。

用它来“顶替”也并非毫无理由。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生中在全国性报刊上第一次发表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是“文艺报”第一卷第八期；第二，我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是“淮海战役”36周年，以此来纪念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战役，也是我的心愿，这篇文章前边有一段“编者前记”，我听说，是一位文艺界老前辈写的。是谁，已记不清了，但这么几行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我后来选择写作为职业，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四年小学学历，年纪刚满十八的青年，能否可以在文学上进行自学和锻炼，自己是很没把握的。

看到35年前这篇作文，有很多感触。那样一种烽火连天、充满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世纪，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青年，今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已退休了。但那种为理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应该是永不会过时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英雄，环境不同了，与之搏斗的对象变化了。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这个抱负不能丢掉。现在许多青年在谈人的“价值”，我想在社会主义时代，不论谈多少深奥的理论、作多少哲理性的分析，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要以他为社会付出的份额来衡量，不能以他索取的份额来衡量，这一点恐怕是个客观规律，不是以谁喜欢谁不喜欢所能改变的。

文章中提到当时我们这个组有七个人。七个人都是谁，已经不能全回忆起来了。只记得三四个人，他们都还健在。组长陈明在上海是位舞蹈导演，黄石文同志当了外交官；马旋成了女高音歌唱家。有一位队长领队、记得是丁叫丁峤，可又好像是后来当了某军分区领导的李永淮。

茹志鹃本是和我们一起到了纵政的，下前沿阵地她没去，到前沿上主要是火线演出。她后来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可当年的演唱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远没有她女儿安忆的音乐细胞发达，我们没有要她去。她趁机去搜集素材去了，如果我记得不错，“三过严庄”似乎就是出自这一次的采访。唔，还想起一个小伙伴，梁泉，她能歌能舞，解放后一度是前线话剧团的红演员，演过“第二个春天”的主角，后来改行写话剧、写电影、写得很不错，前一阵南京演了她的“财经副官”，她女儿则已是新一代的影剧明星了。我介绍这几个人的后话。绝不是借以标榜，自抬身价。我只是想说明，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青年经过组织培养、个人努力、仍可成才。今天青年的学习条件比他们好，理应做出更大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