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歌手的情人 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

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mo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Midi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万!一辆Smart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万,一张碟你卖50元,卖3200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mo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

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

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

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

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

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惊。他收钱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理直气壮,他说:“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他说这句话时,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万元。

自从开始卖新碟,他就变得很有亲和力,甚至会很自信地赞美认真听歌的人们:“哎呀,谢谢你专门来听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来……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从成都来的,哪怕人家讲的是广东话。

关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