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世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对狱吏来说，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磨难，拿钱来。不管你是谁，进了那里，就归狱吏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对于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他从监狱出来以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平安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下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获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大，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瘐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犯人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严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水浒传》里讲的杀威棒、吃黄鱼、闷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瘐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是国家之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