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上次聊到，美国建国初期，进行的是一场弱政府的实验。

“弱政府”的念头，起于最早一批美国独立的推动人，这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他们的口号就是“政府越小越好，各州组成邦联，各自为政，国会听各州的”。在美国民间，自治的观念更为彻底。民众对自由之最直观、最朴素的理解的典型，就是发生在美国北方一个小镇上的故事。《独立宣言》刚刚发表的时候，这个马萨诸塞州的小镇，随即在镇民大会上通过他们的自由宣言：“除了上苍的主宰，我们无须任何统治者。在上帝之下，我们设一个议会，面对合众国其他成员，共谋幸福。”美国老百姓很多人这样想，他们种地打粮食，什么领导也不需要。

可是，不要说无政府，就连弱政府的实验效果都并不好。

原因很简单，如果要建立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就不是以前分散的殖民地了。以前各殖民地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它们各自为政，都归属英王，自成系统。英王的政府是各殖民地的协调力量。现在，英王没有了。假如它们是同一个“美国”，各州就会有纠纷需要调解，还会出现国家和外部世界、中央和各州的关系。

可是，除了大陆议会的上层精英们从独立战争开始，就以美国的名义，向各个国家派出代表，并且为战争筹款以外，所谓大陆议会只有很少的一些来自各州的代表，他们本身也是各州的骨干，开完会，他们就都回去了。至于各州的政府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它们各有自己的利益，相互冲突，却缺少有力的联邦一级的政权力量来协调。而且作为国家，联邦政府需要一定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各种事务。如果政府太弱，问题就一大堆。

先是联邦政府没钱。联邦不仅欠着答应了的复员军人的军饷，更紧迫的是，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国家债务，引发了国家的信用危机。打仗靠钱，独立战争期间，发行债券是美国主要的筹款方式之一。各州和大陆议会都发行了一些债券。这些债券，有的卖给了“看好美国独立和前景”的外国人，有些发给士兵作为军饷，有些付给商人用来交换军队需要的物品。现在，手里捏着债券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债权人。不能兑现债券，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就没有信用，就是欠债不还的无赖。现代贸易关系全依赖于信用。失去信用，下一步的生意还怎么做？

各州更是各行其是。它们也发行各种债券和纸币，过后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结算。债券还像钱一样在流通。由于没有贵金属的支撑，战时发行的债券和纸币一起，马上都开始贬值，信用就开始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硬通货短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美元。所谓硬通货就是外国钱，通常是欧洲货币，用英镑换算。独立战争之后，和平了，生活和建设需求大增。接着几年，在这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大家需要什么，都只能拼命向欧洲去买，硬通货大量外流，导致短缺。

西部的拓荒者

你想，这情况就相当于好多老百姓手里不但没有钱，还攥着一大把“白条”，生生地等着政府兑现，而政府也没有钱。你说这国家是不是要出问题？

战争一结束，十三个州之间的关系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它们各自的主要贸易对象都是欧洲国家。这些州明明大家讲好的同属美国，却事实感觉自己是个独立小国家。有港口的州，就向没有出海口的邻州收“过港税”。像纽约州就大收新泽西州的过港税。新泽西州觉得实在太冤，就告到大陆议会，要求给个公道。可是联邦政府正弱着，哪里管得了纽约州。一怒之下，新泽西州就宣布，他们以后再不给联邦政府交那份规定的份子钱了。这一下，其他州又气得跳起来，指责新泽西州违规。

当时的美国西部边界模糊，人烟稀少，拓荒者还在向西面挺进，创造着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西部故事。看着那些电影里野蛮的西部牛仔，你就可以想象，西部边界上，相邻各州如何经常发生冲突。比如说，佛蒙特的拓荒者，就干脆决定从纽约州分离出来，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州，但是大陆议会没承认它，议会中也就没有他们的代表席位。

不仅内部问题矛盾重重，美国还存在边防和外交问题，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当时的美国周围都有强敌。北面是英国人，西面是法国人，还有冲突不断的印第安人，西南面还有西班牙人。西进的拓荒者们，和印第安人也频频发生冲突，相互都有攻击行为，常常酿成流血战事，仇恨也在随着流血而积累。虽然美国作为联邦，和印第安人订有条约，可是政府根本没有实力去约束各州的拓荒者。拓荒者们浪荡惯了，只要自己的无拘无束，根本不把美国看成自己的国家，更不把“邦联条约”当回事，看做什么“国家法规”。他们有时还听自己州的，假如从自己的州政府得不到帮助，他们就连州里的管束也不认，干脆转向周边的外国。

这是一个个人有着极大自由、而社会组织却极为松散，松松垮垮、磕磕碰碰的国家。难怪美国当时完全被欧洲人看不起。觉得这个蛮荒的地方，有着一大群野蛮人的“国家”，随时都要散架。

于是，欧洲各国纷纷私下盘算，这美国“国不成国”，和它签了条约也等于白签，也看不到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所以，要签订条约还是和各州打交道，看上去还可靠点。结果弗吉尼亚州就真的“跳过美国”，自己单独核准了对英国的条约。在南方，佐治亚州因为土地往西伸展到密西西比河，和西班牙殖民地相接，心里一直打鼓。因为佐治亚州地方极大、人口极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自己根本对付不了，就希望联邦能够帮忙抵抗西班牙人，保护自己的土地。可其他几个州没有这样的威胁，事不关己，自然一心想和西班牙人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当时的这个“美国”，在外交上，都找不到什么一致的“美国态度”。

独立之后，美国军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到1787年，战争部长诺克斯将军手下只有三个书记官，下面只有象征性的七百个装备不良的“美国兵”。各州还开始抱怨，说是既然没有军队了，还征税干什么？联邦的大陆议会还是没有直接征税权，本来讲好各州出钱养联邦政府的，各州又纷纷开始拖欠，甚至拒绝交钱。没有钱，联邦政府本身都岌岌可危。

今天，全球化是热门话题，我也觉着够稀罕。世界的全球化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它的标志是国际贸易的发达。十八世纪末年，在一个拓荒者乐园的美国，尽管各州之间陆路交通不便，可也在趋向于越来越多的交往，和欧洲的水路货运已是一天都不能中断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各州和欧洲的联系，有时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多得多。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夫，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状态。可是，美国已经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闭关自守”了。你一定很难想象，在那个时候，新生的美国不过是一个经济和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面临如何与外部发达世界“接轨”的问题。

那时，最基本的贸易交往，到了美国都会成为问题。由于硬通货紧缺，欧洲的制造商只好先把货物赊给美国的进口商，进口商再分给各地的零售商，零售商给了本地农夫。一路赊欠下来，到了收钱的时候，反向的路却行不通了。因为这些美国农夫，平常过日子，现金短缺不是什么大问题。农夫们在附近小镇上用记账的办法做交易，等到农产品出来，再交给商人来抵账。农夫没有现金也能对付过日子，每年过手十来英镑就打发了。但到了要还钱的时候，农夫们没有信用稳定的硬通货，只有土地、房屋、牲口，还有的就是正在混乱贬值中的债券、纸币。

农夫赊账在美国乡下其实持续得很久。我们的朋友安琪，才三十多岁，她说起小时候在我们附近镇上的生活，都还是样样赊欠，连汽车加油都记账，到一定的时候结清一次。但是在建国初期，现金还是少不了的。除了购物，还有交税，虽然有时候也用农产品来抵税，但税务官逼着要现金交税的时候，就行不通了。现金短缺不但贸易成问题，还造成美国的社会动荡。因为大量农夫拖欠商人和银行的债务，无钱偿还，恶性循环就开始了。商人当然把欠债的人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允许债主拍卖欠债人的房屋土地，甚至把他们关进债务监狱。没钱当然也交不出税来。这样的问题个别出现倒也算了，一普遍，就说明整个社会在出问题。

头脑并不复杂的民众会想，不是说民主了吗？民主不是多数人做决定吗？这好办！于是，欠债的农夫一多，就群起要求州议会通过立法，允许他们缓偿债务，要求州里加印纸币，还要求立法强令债权人接受纸币作为还款。可是，信用不良，纸币贬得飞快，债主当然坚决不肯接受，认为这简直就是抢劫。

在另一些州里，债主们游说州议会，不要通过这样的法律。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并没有解决。欠债的农夫们走投无路，开始造反，他们愤怒地成群冲进当地的法庭和拍卖场，迫使它们关门。从1784年开始，新泽西等好几个州，都发生了这样的农夫骚动。虽然一一平息下去，但美国社会是不安定的。

最震动的一次冲突，是1787年1月的马萨诸塞州农夫暴乱，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谢思暴动。一个叫丹尼尔·谢思的农夫领着抗债的农夫们真枪实弹地动了武，试图攻占州政府的军火库。他们和州国民兵打起来，当场打死三个人。最后农夫们被驱散，领头的丹尼尔·谢思躲了起来。

丹尼尔·谢思

丹尼尔·谢思本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英雄。也许是战争留给他的影响，他没有带领农夫走向合法途径，却走向了火药库。马萨诸塞是最早的殖民地之一，有着漫长的法制传统，因此，这一事件在美国政界、知识界都造成极大心理冲击。人们对诉诸暴力的方式感到震惊和厌恶，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农夫有自己的苦衷，是国家本身没有管理好。

在国家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当的时候，处理这样的案子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当时的州政府认识到了，既要强调法治，但又不是杀鸡儆猴。他们尽量克制地处理此案。谢思暴动逮捕的十四名领头者，因为打死了人，经法庭判处死刑。但到了1787年1月，还是获得了州长的赦免。州政府也劝导参与暴动的农夫冷静下来，引导他们回到合法求诉的道路，派出农夫代表，到州立法机构去申诉和力争。他们的要求后来在州立法中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满足。但是，从美国来说，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积弱的社会”本身显得没有出路。

那些许多国家后来一一遇到的所谓“农夫问题”、金融问题等等，在新生的美国都未能幸免。

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美国的问题虽然复杂，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是，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已经是一个幅员辽阔、成分复杂的大国。世界在向前发展。人们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分散的、自然的状态，应付一个需要良好政府组织的现代社会。假如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而是一种帮助人们取得自由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必须经得起复杂的、发展着的现实的考验。

美国对于自由的简单理想，以及对于民主制度的最初尝试，在现实中屡屡碰壁，首先使得一些精英开始反省。在这些精英里，有一个奇特的、几乎像是先知一样的天才，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一生全是戏，可惜多半是悲剧。

汉密尔顿是个移民，曾经是华盛顿将军的侍从官。这军中的一老一少，始终维持了很深的友谊。我想，这不仅是战场上的生死与共，还和他们两人都是实干家有关。汉密尔顿很早就给历史留下了一封著名的给友人的信，洋洋洒洒，长达十七页。在那封信里，他已经在期待一个有实权的国会，呼吁一个制宪会议，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

那还是1780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更是在开费城制宪会议的七年之前，而年轻的汉密尔顿还只有二十岁出头。他只是在战争中，深切体会到“大陆议会”的软弱无力，不堪一个大国的重负。此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没有停止地四处呼吁制宪会议的召开。当然，最后还是内外交困的局面，才真正把大家逼进了费城的制宪会议：除了惊心动魄的谢思暴动外，当时还有两个州为一条河的航行权，僵持不下，争得不可开交。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话要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的英王那里。1730年，英王把和弗吉尼亚相邻的马里兰，封给贵族巴尔的摩的时候，规定以波托马克河为界。但是英王偏心巴尔的摩，就把波托马克河的整个水面全部划给了马里兰。这种划分界河的方法实在是少见。弗吉尼亚人挨着河边望洋兴叹，连打条鱼、过条船都不行。两个州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为河的使用权争论不休。那个时代，没有像样的公路，陆运千难万难，马车送个把人还可以颠簸一下，要运送货物就非得靠水运不可。所以，航运权就是生命线。

美国独立以后，两州关系更为紧张。1785年3月，两州商量各派委员，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镇开会协商。这个小镇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最漂亮的小城。小城就在河边，那片水面美极了，老街很有味道，一条条横街挨着起名字：国王街、王后街、王子街、公主街，特别有趣。华盛顿将军解甲归田，他的家弗农山庄，恰在亚历山大镇附近。此刻他正过着农家生活，这是他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天天梦想的日子。将军是弗吉尼亚人，当然关心这个调解会，就干脆把会议请到家里来开。华盛顿没有官职，却希望为家乡出把力。

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原因是各州都认为自己有“主权”，不必受他人的制约。一些政治家仍然认为，州的强大是自由的保障，哪怕一丝一毫削弱本州的政治权力，都会威胁本州民众的自由。再次协调时，他们干脆拒绝出席，遂成僵局。而弱小的联邦政府，对这一类争执完全没有裁决权。死结无法解开。

这只是千头万绪、此起彼伏的州际矛盾之一。要是把当时美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矛盾、内外交困的故事讲一遍，大概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府。现有的政府大陆议会，是根据战争时期的邦联条款成立的。要纠正，就必须从修改这个条款着手，改革才是合法的。于是，他们号召各州派出代表，于178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会议，议题是“修改邦联条款”。

于是，1787年，在美国尝试了四年的联邦“弱政府”之后，各州商定，再次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在以往教训的基础上，试着重新为未来的美国，建立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组织。那就是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

你也许会说，原来美国独立之后有那么多问题，美国的建国者们怎么不负责任呢。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我很快明白了当初他们的“散”是如何重要。要知道，打完独立战争，那还是1783年。不要说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就是全欧洲，包括欧亚之间的俄国，也都在帝制之下。当时，在这个世界上，皇权还是主要的统治方式，专制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制度。欧洲国家虽然在学界吹拂着改革之风，深刻地影响着宫廷，政治制度也在缓慢变革，可是，他们都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举步维艰。

在当时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民主制度的大国。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型战争的胜利者，要站出来当个独裁者的话，真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就是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还少吗？看了他们，再看美国的国父们，你会发现，他们例外地有着一种欧洲学者式的思考、新大陆人的朴实和一份当代政治家少有的天真。

他们理解各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状态和制度，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他们并不想以革命的方式，也就是剧烈变革的方式去过度推进。美国革命的结果，仅仅是英王离开，各州原有的法律制度一点没有破坏。而这四年的“散”，却给各州带来了制度实践的空间，民主制度先在地方城镇和州一级开始尝试、实施，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垫了底。

他们的“散”，首先是对民众自由的尊重。他们既没有那种负面意义的“个人野心”，没有要愚弄民众、谋一己私利的那种控制欲；同时，也不过于自信地、持有那种被看做正面意义的“个人抱负”，不认为“我”有能力为人民“谋”幸福。“散”的潜台词就是，创造尽可能宽松的条件，让民众“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的，“野心”和“抱负”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或许这样的理解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只是对主观意愿的描述。而政治人物持有怎样的主观愿望，是善是恶，只能根据他的自述，很难客观评判。做了最糟糕的事情，也可以辩解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人们能够评判的，只是客观结果。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过分崇拜，不论是出于“抱负”还是“野心”，都是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看上去缺乏自信，却正是当时政治家很难得的谦卑。

费城制宪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不是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欲望突然增强，而是他们发现“过弱”的“弱政府”，并不起作用，这是他们要修改政府组织的原因。可是，当初这个弱政府的产生，又是因为他们非常害怕“强政府”会自我膨胀，最后吞噬民众的自由。因此，现在的局面很尴尬，当初对强政府的忧虑，一点没有消失，而弱政府又不管用，他们被逼着要造出一个可能会恶性膨胀的怪兽来。

反省最初发生在上层精英之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所处的位置对全局纵横交错的问题看得更清楚。而当时的大量美国民众，还局限在自己的蜗牛壳里，不知道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追求绝对个人自由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因而，反对强政府的观念仍然在美国民间风行。制宪会议消息传来，也就引出许多反对意见。农夫的道理很简单，有政府就要抽税，抽税的家伙就可能欺压百姓。

因此，参加会议者，一方面要不顾民众短视的干扰，一方面还不知道制宪的前景如何。这就是费城制宪会议的基调——美国的建国者们忧心忡忡。

而这次会议的主席华盛顿将军，一开始就不想参加这个会。当时各州互不相让的景象，使将军心灰意懒。根据前几次州际矛盾协调的情况去看，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对这次费城会议持乐观态度。更大的可能是会议失败，或者貌似成功，结果却无法推行。战争令将军身心疲惫，如今好容易如愿在家务农，他何苦吃力不讨好，去和又一个前景堪忧的会议搅在一起。

可是，同为弗吉尼亚人的詹姆斯·麦迪逊知道，正因为制宪会议困难，没有把握，华盛顿将军更是一定要出席，甚至没他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大陆议会之外的各州代表会议，有华盛顿的出席，才能够消除民众的疑惑，相信他们是堂堂正正在共商国事，而不是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看到华盛顿将军也去开会，大家会想，他连做皇帝的机会都放弃了，他主持的会议还会有什么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质疑华盛顿将军的人格和道德。

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将军无疑是一个传奇。美国没有崇拜领袖的传统，难得竟有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在美国得到大家一致的信任，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断断不会再有。在当时的美国，也没有另外一个政治家，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许多国家有过如日中天的领袖，多以能够叱咤风云、号召甚至煽动民众为荣。而华盛顿将军却是美国历史上最沉默寡言、以严谨自律闻名的一个政治家，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自己逾越权力的分寸了。他来自辛勤工作的阶层，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他的信念建立在经历、经验和常识基础上。华盛顿将军视自身荣誉为生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美国绅士一样，他们把荣誉和道德人格看成是一回事。追求荣誉，也就是在道德人格上追求完美。那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时代。今天回首去看，不仅这些绅士已经逝去，就连那个时代，也已经一去而不复返，就像是被他们随手带走了。

詹姆斯·麦迪逊

竭力劝说华盛顿与会的麦迪逊，也是这些绅士中的一个。他出生在一个虽不非常富有，却衣食无忧的家庭，身体瘦弱，性格文静内向，是一个书生型的人。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受教于著名的约翰·威瑟斯庞。这位大学校长给美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家，他的学生中后来有五十六个州议员，三十三个法官，其中三个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十二个州长，二十九个众议员，二十一个参议员，一个副总统，还有一个，就是麦迪逊，未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

麦迪逊就是在那儿接受了“自由精神”的教育，在美国本土间接感受了“苏格兰启蒙思潮”的熏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著作，都是麦迪逊熟悉的经典。

独立战争期间，麦迪逊虽然也报名当过义军中的文职官员，但由于身体病弱并没有去打仗。他对政府的运作很熟悉，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就被选进弗吉尼亚议会，并且参与了新的弗吉尼亚州宪法和《权利宣言》的制定。1780年，他被选派到大陆议会，成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

麦迪逊知道，假如华盛顿将军出席并且主持会议，会议的公正就有了保障。他坚信只要华盛顿将军在场，事情就会有所不同。对他来说，能不能把华盛顿将军请到费城开会，就像当初大陆议会任命华盛顿将军为北美义军总司令一样，有着决定成败的分量。

最后，华盛顿将军终于被劝动，决定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去开会了。

那是出远门。弗农山庄在波托马克河边，现在的首都华盛顿市附近。从那儿到费城，如今沿高速公路开车北上，用不了几个小时。在华盛顿将军的时代，却只能坐马车，还花了五天时间。

自从带领大陆军队打赢独立战争，解散了军队，在1783年向大陆议会交出了带兵权，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已经四年了。他做着自己最喜爱的事情，照管着山庄的庄稼。当时美国的土地得来之易，真真羡煞欧洲人。在革命以前，将军自己就有了很多土地，结婚时，妻子带来了更多的土地。可那个时代，把出产的农产品卖到欧洲，再从欧洲买回必需的工业品，一进一出，并无多少收益。带兵打仗的几年，他没拿一分钱军饷，回到山庄后手头更为拮据。为这次出门去费城，华盛顿还预先给表兄路特写信，借一些现金以备出门之需。

在费城制宪会议代表中，借债来开会的还不止一个两个。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穷人，而是在当时，很多美国人的财产都是土地，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手头现金短缺的现象非常普遍，代表们也不能幸免。

家里的事让将军牵挂。他自己身体不好，又刚刚失去最亲密的一个兄弟。临行几天前得到消息，他七十八岁的母亲病得很重，他不得不带病急驰去母亲那儿探望。母亲的状况让他不放心。他把农庄委托侄子照管，那是春耕的要紧时刻，一年的收成得靠春夏两季的细心照料。他要侄子经常写信向他报告，一定是因为担心着秋天的收成。

他牵挂着家事，却还是在1787年5月9日上路，离开了弗农山庄的家。按照历史学家的描绘，他一早出来，登上自家的马车。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夫坐在前面高高的驾座上，将军坐在有玻璃小窗户的车厢里。他的坐骑，备着马鞍，跟在车后。

想来将军心事重重。后面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的家，前面是前景难测、困难重重的制宪会议。

不知他是否想到，此一去，他又将重返公职，弗农山庄的乡居生活，再次被推开，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在乡间的林中小屋给你写着华盛顿将军的故事，仿佛听着马车走在山林小路中寂寞的声响。我也尝试着追随体味两百多年前，在美国南方疏朗的乡村里，绅士政治家的状态和心情。

今天就写到这儿吧。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