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上次给你聊林肯总统的故事，是想让你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们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政治家们的绅士风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国是必然的趋势，也是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来，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总统。他面临如此分裂局面，局势逼着他做抉择。他无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的判断，两害取其轻。不论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背负沉重的后果，因为他是总统。至于他的判断是对是错，是今天在美国仍然有争议的事情。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选票在民众手中，会出现许多试图利用民众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国人，从小在学校读《公民读本》，了解政府权力扩张的危险性，了解三权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约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权利。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下，民众是多么容易地被政治家说服和左右。我们经常可以读到那些刚开始民主化转型地区的人们的抱怨，说民主一套虽然热闹，却有很多丑陋现象，老百姓也没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时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显得秩序井然。这种抱怨，源于对民主的思想准备不足。民主制度并不承诺永远正确，只是给民众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民选的议员仍然可能通过不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员也可能背离民众。尤其是监督制度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的时候。理论是可以单纯的，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有大量移民，成分复杂、流动的贫穷国家。今天的秩序，其实经历了二百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经验。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这里讲给你听。

你已经看到，美国民主刚刚开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机、走向内战，把社会推到危险的边缘。南北战争其实是政治家们遵循他们的政治理念，遵循他们自己对国家、民众根本利益的理解，坚持要去打的一场战争。如果说得极端一点，那是林肯的战争。即便那是一场“正确”的战争，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说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我们已经看到，权力阶层即便在民主社会，仍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意集中和表达，它可能成为一种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为一种调度民众的力量。

现代民主国家，不论它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都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它都是间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选的、但基本是精英阶层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在代民议事。即便是林肯总统这样出身贫苦农夫的儿子，在他入选总统的时候，你可以断定，他自己本人已经不再是一个贫苦农夫，而是一个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专权的国家，他们的议会可能充斥着大量底层民众，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议员们事实上的管理和判断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够控制他们。

因此，代议制民主，总是一个精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管理阶层，这是现实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后，再根据自己对民众利益的理解来决策的。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和他的选民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须比民众更有“前瞻眼光”，坏的政治家则偏离民众利益。

因此在民主社会，民众最起码需要一个知情的权利和公开讨论公共事物的平台。民众必须知道政府在试图推行怎样的政策和立法，必须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员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而且有权质询和他们有关的重大议题。民众必须有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制度必须提供让民众表达反对的机制。今天，美国国会在提出一个议案之后，都公之于众。在表决之前，媒体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各个相关的利益集团，也会通过游说，向国会议员传达他们的意见，强烈反对的人们早就走上街头游行。这样国会强行通过“坏法案”的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来也会被民众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恰恰都还没有完善。

就从表达民意的媒体来说，在今天，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权利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可是从林肯年代倒回去半个世纪的建国初期，媒体在很长时间里，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实好理解：在那个时候，美国论经济的话，还太穷；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展；论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普遍是文盲。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古典的报纸”。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夕，十三个殖民地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张报纸。在打赢这场战争的1783年，全美国只有四十三张报纸。而且，那时的报纸，是没有什么报社记者的。只是那些有着简陋印刷设备的人，在印着一些小册子、书的同时，顺便印一些刊登新闻的、信纸大小的小纸片。这些印刷厂老板自写、自编、自印的当地新闻，这就是美国的“古典报纸”了。富兰克林就干过这个，他们家楼下就曾经有一个简陋的印刷机。很多这样的出版社兼印刷厂的地方，必须卖点其他杂货，才能维持生存。

识字的人也少。还在殖民地时期，这里的人就意识到教育的至关紧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数城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已经为建立学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师的工资、建得起学校的。直到1790年，美国的立法机构才立法，免费给儿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点教育。等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为潜在的报纸读者，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还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语的人涌入美国。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国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法案得到通过。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的国父、各州的精英们，他们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水平、民众的水平，确实还远远落在后头。

在1787年，杰弗逊说，“假如在政府和报纸之间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让我来决定，我毫不犹豫会选择要报纸。”在1788年，华盛顿将军说，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报纸刊物能够送遍美国的城乡，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够“维持自由”。说着这些话，他们就像是在面对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的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的印刷技术远远落后于欧洲。直到1816年，大多数报纸还是手工印刷。古典报纸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贵的东西。印数很低，质量也差。大多数的纸张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直到1790年的纽约，才刚刚有了印数达到一千份的报纸。一般都只印几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报纸的发行太困难。一张报纸经常是私下传来传去地，要传给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门罗总统的时代，大多数的美国报纸还是每周、每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出一次。美国的绅士们主要是看万里迢迢用船运来的英国报纸。英国报纸才是正经的现代报纸，可是，一般民众是看不起的。

对立的两党政治开始的同时，民主就自然开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扬自己的观点，要动员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要“扩大影响”，就会想到报纸。虽然一开始，这样的“古典报纸”还无法抵达普罗大众，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围的读物。

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不仅很少，读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国报纸的产生和欧洲的传统是一样的，它是民众的耳目，是自由城镇的社会公器。在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大家出钱，请一个新闻人，每天举着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新闻，喊出来。这里有当地的新生儿的消息、婚礼和葬礼的消息、杂货铺新到商品的消息，总之，它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的需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的时期，他们的绅士之风，使他们完全置身于党派的媒体大战之外。而当时的内阁成员，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以及作为国务卿的杰弗逊，都强烈感觉到，自己需要有一个喉舌，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是任何党派诞生之后，都自然会想到的事情。汉密尔顿资助和支持了宣扬联邦党人观点的《美国新闻报》，而杰弗逊暗中支持了一份《国家新闻报》。杰弗逊也曾经从绅士的理想出发，反对党派活动。他说过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个党派我才能进天堂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进天堂。”可是，和联邦党人截然相反的政见，使他最终事实上改变了看法，成为共和党人的精神领袖，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为政见的分野，产生两极差异。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绅士们相互交换意见，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终，你必须去诉诸最大可能的民众支持，通过政权轮换，才可能让国家有机会来试试你自己的政策。

可见，美国报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政党虽然有发行一张喉舌报纸、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掐住别人嗓子不让发声的可能。因为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唯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个正当的特殊理由，扼杀不同的声音。可以说，绝大多数当政者都是不喜欢听到尖锐批评的，这几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点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尽管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禁止新闻自由，在亚当斯时代和林肯时代，都还是借着备战和战争，试图消除反对的声音。

建国初期，不仅报纸是稀少的奢侈品，报纸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规范做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的读物。它可以刊出《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随着党派对立，绅士圈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变得粗野，有些报纸一度就是纸上的大众语言，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这些报纸大量在肆意诽谤。一个整体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媒体滥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政党运作对民众的动员，很容易变成媒体大战。

可是，你还记得麦迪逊对党派活动的思考吗？他认为人在扎堆的时候，会失去荣誉或人格对自己行为的制约，结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的理由。党派活动一开始，它负面的一面马上就暴露无遗。那些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极端。它们过分地吹捧自己党派的领导人物而猛烈抨击对方，甚至搞人身攻击。

签订了对英的和平条约《杰伊条约》之后，华盛顿受到了共和党报纸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骂得最凶的是富兰克林的孙子。他是《费城黎明报》的编辑。假如说，在华盛顿任总统的八年中，报纸上对他的批评，还有“批评政府”的意味，那么，在1876年第一次有党派竞选的大选中，两派的媒体就开始有了激烈的“战争”。

我们一次次提到的那个1800年大选，出现大肆个人中伤，即所谓的负面竞选。糟糕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杰弗逊被报纸称为是一个“法国人”，而亚当斯则被称为是一个“英国人”。亚当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敌。共和党人称他为“战争贩子”，极端的联邦党人却骂他对法国太“怯懦”。双方媒体对他们可能当选的前景，针对民众的弱点，做出种种耸人听闻的预测。例如，站在共和党一边的激进的《费城黎明报》说：亚当斯要上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就准备当奴隶吧”。而联邦党人的报纸则给杰弗逊贴了“无神论”的标签，警告民众，假如杰弗逊上台，大家都要把《圣经》藏起来，否则将会不安全。杰弗逊事后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来问过我对宗教的看法。

两个候选人的人格也备受攻击，亚当斯被形容为“伪君子”、“骗子”、“疯子”。而杰弗逊被攻击为“怯弱”、“阴谋家”、“挥金如土”、“放荡不羁”。他们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现种种谣传。作风严谨的亚当斯甚至被造谣说，当年他在伦敦出使，曾经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个漂亮情妇，然后两人平分。亚当斯听了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说：“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假如确有其事，平克尼将军就把我给蒙了。他把四个都留下了，连我的那两个都给独吞了。”

在民众整体水平不高的时候，民主化甚至会加剧这样的竞选和报纸的粗俗化。报纸反过来又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作用。华盛顿将军曾经从他的绅士理想出发，想象过报纸的普及，会“改良自由、文明的民众的道德性”。他根本没有想到，报纸的粗俗化远远走在民众的文明化之前。

直到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报纸才逐渐变成了新闻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报纸能够大量印刷，成本骤降，成为“一分钱的出版业”，一张报纸只卖一分钱。识字的人增多，交通和发行变得更便利，在美国报纸终于不再是上层精英们的奢侈品。美国报纸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杰克逊总统的当选，在美国历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个标志，他赢了这场大选，却也是第一次公开把底层粗俗的习气带入大选运作。他嫌本党报纸的宣传还不过瘾，散发了大量传单，以粗俗的语言，对在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进行人身攻击。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美国大众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为大选带来的负面作用，久久难以消除。底层的民意更直接地进入了政治，底层的陋习也被带入媒体，绅士政治的彬彬有礼被扫荡而去。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强大的新闻业，有了一小时印出一万张报纸的能力。随之，南北战争爆发，战争新闻要求及时准确的报道，成就了美国新闻业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记者变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形象。南北战争之后，1880年左右，美国的报纸迅速发展到一万多种。

就在这个时候，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经济起飞，终于从一个农业穷国向现代化的富国转型。整个社会出现无数暴发的机会和利益分配的机会。在令人目眩的财富积累面前，实践的制度仍然落在发展的后面，相应于一个强大工业国的制度规范并没有跟上。权钱勾结和腐败也开始盛行。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媒体已经成熟，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功能。而美国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众的水平也在随之而提高。

接下来，媒体的进一步成熟，就是脱离它的党派性。从一个个不同政党的喉舌，回到社会的公器的位置。

我们前面聊过，在美国，以揭短甚至不择手段攻击的负面竞选，曾经一度随着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演进愈演愈烈。因为民主的扩大，意味着动员民众更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总统候选人也来自民间之后，一些候选人不再顾及绅士之风。这不仅在联邦政府的选举中，在地方选举中也是这样。

1870年，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竞选州长》，抨击了这样的“选风”。他以第一人称虚构了自己竞选纽约州长的经历，描写一个正人君子如何被对手在媒体上步步抹黑。结尾时，马克·吐温发挥想象力，描绘“自己”在公开场合，被一群不仅穿得破破烂烂，而且肤色各异的孩子围上来，抱住腿叫“爸爸”，结果精神崩溃，退出竞选。可是直到1884年大选时，共和党攻击竞选对手克里弗兰时，还是活像《竞选州长》小说的现实翻版。这样的选风，一直要等到民众和媒体的素养大面积提高之后，才逐渐改变。

马克·吐温

在美国，报纸脱离党派是从两条路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竞争，开始形成大的报业集团、媒体集团。它的资金之巨，是没有一个党派有能力随意操纵它的。可是，由于报业本身不受任何人的钳制和约束，这种自然的商业竞争也曾经走向大规模制造假新闻、耸动新闻的道路。最终，也是依靠商业竞争，依靠民众对真情实况的需求，才把新闻界拖回了正路。

同样，这样的大的媒体集团，它可能有自己的党派倾向，可是为了商业竞争，它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也就是客观上行使社会公器的职能。有影响力的大报必然会刊登最高质量的、反映不同观点的专栏作家的文章。而党派们虽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刊物，但是都不可能是大的媒体。他们宁可向这些大报投稿，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比自己养一份报纸合适、影响更大。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没有强大的党产，全靠从民众中募捐。政党无法从政府，也就是从纳税人的腰包里掏钱，而媒体规模今非昔比，党派已经根本养不起这样的媒体巨无霸了。

另一方面，就像当年在美国的建国时期，出现一批有思想的绅士一样，媒体、新闻业，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有事业心的精英。他们开始承担起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责任来。

其中的典型，就是那个被从欧洲招到美国来打南北战争的约瑟夫·普利策。他的一生，几乎就是美国新闻业的发展史。他那个时代的报人，都抵挡不了炮制轰动新闻，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的同业恶性竞争。可是，在经历一切之后，普利策开始相信：“每一期报纸的刊发，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又是一种责任，要说一些给人勇气的真话，要超越平庸与传统……要有勇气摆脱党派的偏见，还要有勇气摆脱大众的偏见。”“要永远绝对的独立，永远不惧怕抨击邪恶，不论作恶的是巧取豪夺的富人，还是故意作乱的穷人。”

约瑟夫·普利策

1911年，他在死后留下二百万美元，建立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和每年一次的普利策奖，支持他追求的新闻精神。这样的新闻精神逐渐在美国成为主流，后继者中，就有在1933年买下《华盛顿邮报》的尤金·梅耶。

尤金·梅耶是个犹太人，他事业成功、富有。在他的理念中，他应该以某种方式回馈社会。他加入了一些慈善机构，最后，他决定以办媒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理念。尤金·梅耶是个共和党人，也曾投入过帮助总统竞选的运作。作为一个首都大报的主人，他认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一份好的报纸。他相信美国人，他们一旦了解了事实，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不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党派性来向民众做宣传和说教，而是认为，“我要把无偏见的事实告诉他们”。

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一个有强烈党派倾向的共和党人，怎么可能办出一份独立的报纸来。可是尤金·梅耶坚持要走独立、客观的道路。他认为报纸要反映社会真实，要为民主社会服务。1935年3月5日，他在报社发表了他的办报原则：

一、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被确认为事实的真相；

二、报纸要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有关美国和国际重要事务的全部真相；

三、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

四、报纸的内容应老少咸宜；

五、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

六、只要对公众有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七、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但是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这样专业的新闻精神在美国终于建立起来。美国国父们曾经指望新闻自由能够作为对政府制约的一个巨大社会平衡砝码。现在，具有这样职能的媒体，终于一步步形成了。我们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观众打电话询问一位著名主持本人对某个重大事件的看法，这位主持的回答是：我的工作是尽可能迅速、准确、完整地把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你，结论是要你自己来做出的。尤金·梅耶的庞大报业传给了他的女儿女婿。多年以后，这张报纸终于以独立的社会立场，和美国政府进行了一场抗衡。

你看，美国建国初期，得到的是怎样一个超前的共和制度，而国家却还处在古典社会。两百年来，美国社会经历工业化、现代化，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它从无序到有序，是在经历了教育的普及、制度细节的完善、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甚至，是从内战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经验和反省，这是一个漫漫历程。他们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全靠自己磕磕碰碰的摸索。可是，他们没有放弃对制度的信心，其原因是，他们来此寻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习惯了自由，而他们相信，这正是这个制度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东西。

尤金·梅耶和他的女儿凯瑟琳（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发行人）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