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来信收到。你说：“以前我真没有想过，美国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修正案的时候，竟然还没有真正的新闻业。你提到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政府的抗衡，是不是那个有关越战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你以前在给我讲尼克松的‘水门案件’中提起，却一笔带过了，没有展开。现在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个事？”我就试试吧。

美国曾经是一个纸上的制度远远超前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国家。你要知道，美国直到第十九个总统海斯总统时，才刚刚在白宫用上电话。我有时候也想，一个现代的制度在一个后古典的国家，是怎么运作下来的。一方面，他们非常幸运，越过一个个难关没有翻船，虽然支付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大国，没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他们走过的路，却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后来者应该设法避免他们发生过的悲剧；不能因为美国打过一场内战，因此认为自家要打一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他们幸运的是，在上层，他们有一个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理想的文化和精英核心在那里；在民间，哪怕再后古典，那是一个自然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民间社会，都没有被政治强行扭曲。

美国新闻业也是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凡是自然发展的新闻业的特点，就天然站在权力的批评者的角度。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公仆的说法，按理说，公仆为大家服务，做得好是应该的。出现问题，公众有权知道、有权批评。这个监督、批评的角色是天然地由媒体担当起来的。因此，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冲突也是很容易发生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两百年发展下来，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媒体的社会角色，很少去“惹”媒体。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期间发生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美国政府却和两个大报打了一场官司。

在这个时候，美国建国已经将近两百年，联邦政府已经是建国初期不可能预想到的一个庞大国家机器了。站在今天，美国人会很庆幸，幸亏在他们的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联邦政府相对也很弱小。政府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又深涉国际事务，如同一个巨人，行动带着很大的惯性，一个失误，就可能带来大的后果，要转回来也并非易事。假如没有完善制度的制约，政府更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说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不能不提到六十年代涉入越南战争最深的一个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总统1961年上台以后，把他从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位置上找来当国防部长的。肯尼迪被刺杀以后，约翰逊上台，麦克纳马拉还是继续当他的国防部长。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的阶段。麦克纳马拉参与了这一时期越南战争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可以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经过麦克纳马拉之手出去的。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越南战争是“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麦克纳马拉

越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美国人对越战的教训做出了各方面的检讨和反省，也对当年参与决策的每一个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反复地查验。毫无疑问，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误，麦克纳马拉和当年的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要负重要责任。麦克纳马拉本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们这些当年为美国制定政策的人犯了错误。“我们错了，可怕地错了！”他的声音在电视上反复地播出。

麦克纳马拉是美国管理阶层的典型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自信、聪明、坚定，同时对自己有明确的道德要求。可是，无论有多少好的教育，不论你多么聪明，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面对复杂的“冷战”局势，麦克纳马拉这个聪明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踏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淖，后悔莫及。

“冷战”时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谁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在“冷战”期间，由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两大阵营，相互对峙。在美国人的眼中，极权制度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按理，两大阵营大可各自试验自己的制度。可是，一方面“冷战”紧紧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是一个双方都拥有核武器的新时代。有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前，对双方来说，对方都拥有毁灭性的武器，所有的人都是神经紧张的。事后诸葛亮可以说，对方并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制度，不用那么紧张。可是在当时，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军备竞赛，对战略要地的锱铢必较，防止对方阵营的扩张，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性命交关、生死存亡的大事。非常庆幸的是，双方还算是克制的，没有弄出一场大家一度都以为无可避免的毁灭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得承认在这样的压力下，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越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大概只能够说，自己的运气比较好，不必在一个紧张的时代，被迫面临一个这样困难的判断和选择。

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动摇和怀疑，当他还在国防部长任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和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是分不开的。早在1966年11月，麦克纳马拉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安排下访问哈佛大学，和哈佛大学反战师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辩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在和一些哈佛教师的谈话中，不由自主地说道：有必要将美国对越战争的历史写下来。

以后，从1967年开始，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激情开始消退。他公开反对轰炸北越的人口密集地区，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要求约翰逊总统明确限制派到越南去的美军人数。但是，战争本身已经在他的推动下高速运转，他想让它停下来也一时做不到了。他的反对意见总是被总统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否决，他的意见越来越得不到总统的重视。与此同时，美国在越战中继续越陷越深。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想全面地检讨一下美国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想知道当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样形成和演变过来的。他没有经过总统和国务卿，就在自己管辖的国防部内，搞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由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局ISA的莱斯利·盖尔伯负责。

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的高涨，在越战决策问题上，国内反对派的存在和渐渐强大，使国防部长本人产生了怀疑和不安，从而产生了这一计划。麦克纳马拉要这个专题组全面地收集美国几十年来对越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资料，分类编辑汇总，要求“包罗万象并且客观”。他不要求专题组来回答什么决策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想了解的是，美国是怎样从“二战”结束走到1967年深陷于越南这一步的。

为了理解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我们必须了解美国政府的一个历史渊源，这就是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官员的轮换制度。

你已经看到，在建国初期，美国的联邦政府官员很少，政界还是少数人的活动领域。那时候的权力结构更分散，大部分所谓从政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施展身手。而联邦政府的财政、外交、国防等领域，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少数人群。经过三四十年，到1826年，这种情况有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一年，第一个出身平民、从1812年对英战争中打出来的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他非常反感那种少数精英统治的政治，主张“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总统撤换前任任命的行政官员，搞大换班。这种制度，有一个不大好听而很容易误解的名字，史称“政治分赃制”。

在这样的制度下，谁也别想在行政官位上端铁饭碗。民选的总统一换，任命的官员就要随之更换了，谁都只有一届两届的机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民间和社会底层有德有才有志的人，可以通过参与政党活动参政，一旦本党领袖当选，自己就有机会“分赃”，踏入以往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管理层一显身手。

美国政府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定期改选，行政官员的轮换制度，使得美国政府的政策永远处于动态之中。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美国是没有必要提倡“改革”的，它永远在改革。它的纠错机制和决策机制一起，是这种选举和轮换制度的本能。

只有理解了这种制度结构，才能理解美国内外政策的动态性质。美国的管理者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可是，并不是说民主制度就不会犯错误。它一样由人来决策和判断，任何人的判断决策都有可能出错。但是这个制度不容易恶意地坚持错误。自私和私利挡不住对错误的纠正，因为这种纠正，不依赖于人，而依赖于制度。

这是不是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就没有连续性、一贯性，就不可靠了呢？事实上，尽管美国每四年一次大选，大选之间还有一次中期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处于轮流大换班之中，但是从几十年的时间尺度来比较，美国的内外政策，相比其他大国，却是相对最稳定的。因为民众价值观的稳定，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决定了美国政府政策的相对稳定。

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产生疑惑的时候，回过头去看，这个一贯自信的人眼前一团迷雾。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必须追溯到“二战”后期的杜鲁门总统时期。杜鲁门是民主党的总统，接下来的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的，再下来的肯尼迪又是民主党的总统。约翰逊总统虽然是民主党接了肯尼迪的班，但是肯尼迪兄弟俩和约翰逊政见不同是公开的秘密。麦克纳马拉觉得，有必要收集和保存几十年来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对越政策的资料，从而使得以后的决策者可以从中做出探究。

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事实上的决策过程往往和个人有关。比如一个主意是怎样产生的，通过怎样的渠道和方式，得到权力中心的注意和重视，最终成为带来后果的重大决定。这种细节反映了决策的真实过程，却不会记录在正式形成的官方文件里，而只会留在个人的笔记、备忘录、互相传递的纸条、通信和电话记录里。要反映和了解几十年里国家对越政策的决策过程，就必须及早把这些资料和正式文献一起汇集起来。

这就是越战历史专题组的任务。麦克纳马拉明白，他下令做这件事很可能要弄巧成拙。专题组弄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暴露出他本人在对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失策和错误，使他自己面子上不好看。可是他还是启动了这个项目，而且他只要求这个项目是“包罗万象和客观的”，此外不再对这个项目进行干涉。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有和专题组的负责人盖尔伯见面，尽管他们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正是这一点，表现出麦克纳马拉作为一个政界人物的责任心和历史感。他不以自己个人的形象为重。他知道，你可以有机会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但是你不能篡改历史。同时，作为一个主要决策人之一，麦克纳马拉建立这样的研究项目，也反映了在大的世界新局势面前，一个身处高位的人之局限和困惑。至少，对于他来说，他不是有意傲慢和要做错事。只是处理如此一个混乱纷杂而又危险的世界局势，超过了他的能力。

这个越战历史专题组，原计划只是找五六个人，在本职工作之余，用三个月的时间收集汇总资料。一旦开始，才知道工作量巨大，远远超过了原计划。国防部和负责外交的国务院各部门，所有人都表现得十分合作，调集资料只要一声令下，没有人表示异议的。这个工作最终动员了几十个优秀工作人员，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一直到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才搞出了它的最终报告，总共七千页的文件，汇编成洋洋大观的四十七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越战历史文件。

对于美国政府中始终关注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专家，特别是对政府的对越政策抱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虽然这套文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乎意料的新材料，但是却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决策的怀疑、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套文件揭示了美国对越政策的起源，它是怎样演变的。从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二战”将近结束的时候，杜鲁门主政的白宫就忽视了胡志明要求美国支持的呼吁，转而支持南越的吴庭艳。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一脉相承地向南越派出“军事顾问”。文件展示了三十年中对越政策中的重大事件，比如“东京湾决议”是怎样发生的，美国怎样走上了战争升级的道路。

为什么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几届总统，有民主党的也有共和党的，会走这样一条路呢？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使得他们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如此作为？这套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美国政府官员们当时的恐惧，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他们担心，如果南越倒台投向苏联阵营，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所有印度支那国家，乃至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会一个一个地变色，并且扩展到其他地方，“冷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就会有大的改变。

五角大楼

与外界的想象不一样的是，越战文件显示，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历届总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不必如此紧张。而且，中央情报局还一再地告诫总统，即使美国在越南有动兵的理由，如此动法也是注定无效的。中央情报局很早就明白，美国应该撤出越南。这种声音，却被历届总统们当做一般的反战声音而忽略了。历届主政者，先让自己相信：我们在越南做的是对的，然后再去把这样的结论推销给民众。

五角大楼文件还展示了“二战”后美国行政分支和国会的关系，在战争权力问题上的一个明显转变。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有权对外宣战，白宫和五角大楼只是执行机构，战争的开关是在国会手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会宣布参战以后，美国才正式派出军队的。

五角大楼文件显示，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恪守这一戒律的。艾森豪威尔认为，白宫和国防部如果想向海外派出军队参与战争，则先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所以，一直到艾森豪威尔主政，五角大楼派到南越去的，还是数量有限的“军事顾问”。可是，后来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搞的是阳奉阴违，以向海外派出士兵不需国会批准为理由，逐渐“战争升级”，把对越政策搞成了未经国会宣战的事实上违宪的战争。这一破例，是越南战争留下来至今仍有后患的遗产。

对于美国政界来说，五角大楼文件和其他正式官方文件不同的价值在于，它收集了大量主事官员个人的笔记、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备忘录等“个人文件”，从而反映了几十年来国家重大决策形成的细节过程。人的弱点、由人组成的政府的弱点，均暴露无遗。五角大楼文件实际上描绘了在白宫和国防部里已经形成的一种僵死的官僚主义文化氛围。一个声气相投的小圈子互相庇护、互相呼应，控制了决策过程。反对的声音、正常的理性和常识往往受到压抑。纠错机制长期以来功能不良，而主要负责人故意地忽略了这个问题。

联邦参议员迈克·格拉弗尔后来指出：“五角大楼文件告诉了我们一些以往被故意隐瞒和歪曲的事实。五角大楼文件证实，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用保密作为盾牌的脱离美国人民影响的国家安全文化。五角大楼文件证实，我们原来为保卫这个国家而设立的政府官僚机构，现在已经失控。”

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两年的心血终于印成装订，一共只印了十五套，全部编号，列为最高机密级别。这时发起这个项目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经离任，当他的世界银行总裁去了，但是由于他是这个项目的建立者，对这十五套文件的用途还有发言权。在任的助理国防部长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定下了这十五套文件的去向。两套送往国家档案馆，为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将来收藏。两套送往国务院。编号为一号的那一套，送给麦克纳马拉。他的一个密友后来说，麦克纳马拉从来没有读过这套文件，因为“他受不了”。

其中有两套送往著名的民间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其中一套送往它在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华盛顿的分部。国防部高层之所以要送这两套绝密的文件给一个民间智囊公司，不仅因为这是久负盛名的、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思想库，还因为国防部高官知道，在庞大的官僚系统里，官员轮换，人来人往，重要文件往往会淹没在公文往来之中，丢在角落里积灰尘，到用的时候却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而民间公司反而比较稳定，万一要用这套文件的时候，还不如去那儿要。当然，这种民间公司对于保密的规定，也是一样要遵守的。

可就是这送往兰德公司的五角大楼文件，引出了后来的故事。

高度机密而流传范围极小的五角大楼文件，真正读过的人寥寥无几。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伯以外，只有一个人是认真读了的，这个人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艾尔斯伯格是游离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一个所谓精英分子。在越南问题上，他是从鹰派转变为鸽派的典型，最终成为一个热情的反战分子，扮演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主角。他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遭遇和作为，典型地表现了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下，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能够做的一切。要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还得从这个人说起。

艾尔斯伯格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父亲虽然是工程师，却在大萧条中失业。因为父亲必须寻找工作，他就随父母到处搬家。他从小是一个有天赋而且表现出志向的人。六岁，他就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十几岁时弹钢琴就达到能够和乐队演奏协奏曲的水平。在学校里他样样都来，篮球、跳水、跳崖、辩论、登山，也样样都出色。中学毕业，他就以优厚的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这些奖学金不仅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甚至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母的路费。这个国家为他提供了理所当然的机会。中学里的同学伙伴公认，他是他们当中以后最有可能做出大贡献的人。

在哈佛他学习和研究经济博弈论。读到毕业，他又得到威尔逊基金会的资助，去英国学习高级经济学，一年以后回到哈佛完成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答辩得到了“优加”的评分。接下来拿博士学位几乎是必然的了。可是他突然推迟了这个学习过程，志愿参加海军陆战队，要求服役两年。

艾尔斯伯格随军队巡弋海外，到过中东。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他刚好在中东，他就有机会第一次通过了最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也就是说，他通过了“政审”，被确认为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这对他以后接触最高机密打下了基础。在那个时候，这个一路顺风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个随时愿意响应号召为国献身的爱国者。

当他从军队回到哈佛的时候，由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他得以参与了兰德公司的半职研究工作。那个时候，兰德公司是受雇于美国空军的民间智囊机构。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他于1959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加州，全职参与兰德公司的研究。他经常被兰德公司派到首都华盛顿，为国家的防卫政策提供咨询。这个时候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是他最自信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期，美国在肯尼迪总统手中，渐渐地深陷于越南战争。艾尔斯伯格发现越战问题大有研究之处。但对越战的情况稍加了解，他就对形势产生了焦虑，觉得越战的前景很不妙，他想知道为什么。几年的工作，使他对国际危机的高层决策过程特别有兴趣，他就想探究美国在对越政策上到底有没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把他派到越南去。这个时候正是1965年的春天，美国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轰炸的所谓“滚雷行动”正在计划之中，同时还计划派遣更多地面部队去南越。艾尔斯伯格在了解这些计划的过程中，也主张实施这样的计划。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鹰派。

1965年，艾尔斯伯格初到越南的时候，他还是满腔鹰派热情。他作为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的特别助理，本来是去实行“太平村计划”的。他在南越到处走动，接触下层，广交朋友，弄得军方对他的安全大伤脑筋。他能双手左右开弓使用手枪，也经常随军队出动巡逻，虽说不上出生入死，却也不是养尊处优。

正是这一段战场上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个狂热的鹰派年轻人从此产生了怀疑：归根结底，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个地方动枪动炮呢？正因为他亲自上过前线，又深入南越底层，他知道并且理解，南越游击队的抵抗是为了把侵入他们家园的外国人赶出去。相比之下，他觉得很难为美国军队的参与提供正当理由。

因为他深入底层，了解真情，他也对当时军方感觉良好的所谓“太平村计划”表示怀疑。他亲眼看到，所谓“太平村”根本就不太平，腐败的南越官员制造一些假象，向美军虚报成果，而美军则自欺欺人地把这些成果再报告给华盛顿的国防部和白宫。他觉得，以往总统和国防部对越战的看法是受了下面的欺骗，要是高层了解真实情况，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了。他想，他必须向最高层报告这里的真实情况。为此他违反通常的报告程序，越级向国防部递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报告。但是，这一报告一点没有产生期望的作用。

作为一个鹰派，他仍然和同事中的反战派激烈辩论。这期间他曾经返回华盛顿，随即又要求回到越南。1967年，他三十六岁生日时大病了一场，躺在曼谷的医院里，他左思右想，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这只鹰开始变成鸽子了。他给友人写道：“我如愿地学到了很多，也学到了从内心深处为这个被蹂躏的越南着想，为它的孩子们，它的人民，他们的前途着想。”

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战人士的思维出发点，和政治决策者的思维出发点，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其实反映了现实世界的许多无奈。这我们以后再聊。我们先回到艾尔斯伯格的故事。

这个时候的艾尔斯伯格，虽然是文职人员，工资却相当于一个将军。他的教育背景使他一旦认定了一个道理，就应该为这个道理去做事。他回到兰德公司不久，1967年下半年，由于他的专业训练、经历和才能，他以兰德公司雇员的身份，参与了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中已经不再掩盖他的鸽派观点，他经常和人争论，经常参加各个层次的讨论会，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发表对越战的看法。这种反战的立场并不妨碍他参与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事实上，专题组为了达到麦克纳马拉要求的“包罗万象并且客观”，故意地网罗了不同观点的人才，既有鹰派，也有鸽派。

1968年大选，艾尔斯伯格希望新当选的总统可以对越战决策做出重大转变。那年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他上任以后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要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政策的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的头头推荐了艾尔斯伯格。艾尔斯伯格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方案清单，然后花了四天时间给基辛格分析所有这些方案的利弊。这份清单因为要全面，就包括了所有可能想到的方案，从一个极端：向北越扔一个核弹；一直到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从越南全部撤出。艾尔斯伯格向基辛格推销的想法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越南问题。基辛格把这个方案清单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时候，却剔掉了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方案。

艾尔斯伯格

艾尔斯伯格还不死心。基辛格要求提供一份反映美国政府各机构，包括军方、中央情报局、大使馆等各路人马对越战的观点，艾尔斯伯格十分卖力地交给他一份报告，长达一千页。基辛格将艾尔斯伯格秘密召到首都，要他概述这一报告，以便向总统传达。可是，艾尔斯伯格的观点，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尼克松主政的美国，仍然深陷越战之中。

1969年春，艾尔斯伯格回到兰德公司，这个时候，五角大楼文件刚好完工，油墨未干，就送到了兰德公司。没有什么人对这样庞大冗长、枯燥零碎的文件汇集产生兴趣，却正中艾尔斯伯格的下怀。他原来就参与过这个计划，对文件有所了解，却没有读过全文。这些年来，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具备透彻了解越战历史的经验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沉浸在为国家结束这个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使命感之中。艾尔斯伯格利用在兰德公司护送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拿出学者的劲头，苦读这套文件。

对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研读，使艾尔斯伯格彻底完成了从鹰到鸽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鸽派人士了。以前他对越战的质疑还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遭受挫折的军事卷入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决策。现在，他的反战立场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

这个一向自信的人，当然不会无所作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最直接地向行政决策者发表观点，他已经做了，似乎没有起作用。他和兰德公司几个观点相近的鸽派人士谈起来，为此十分气馁。论关系，兰德公司是受政府部门的委托搞咨询研究，国防部是他们这些精英智囊人物的“客户”。可是现在，他们研究的结论似乎没有受到“客户”的注意。“客户”居然不重视他们。接下来怎么办？最简捷的办法，走向媒体。

他们一起联名向《纽约时报》写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兰德公司的头头预先了解他们的做法，兰德公司认为，只要他们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观点，而不是代表兰德公司，公司是支持的。他们的文章登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但是他们的观点还是没有引起他们所期待的反应。在此期间，艾尔斯伯格多次出席反战会议，在会上发表他在越南的亲身经历和他的观点，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也和反战组织接触。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正在渐渐兴起。1970年，艾尔斯伯格从西海岸加州的兰德公司转到东海岸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现在，怀着反战使命感的艾尔斯伯格，还能做些什么呢？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以前，艾尔斯伯格已经出格地做了一件事，为迫不得已时采取一个大动作，做好了准备。

艾尔斯伯格向国防部和基辛格传递了他的鸽派观点，却没有得到一点期望的反应，而他又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不愿意看着国家陷入越战而袖手旁观。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的个人意见被淹没在各种不同意见的汪洋大海之中。要为国家改变对越政策有所作为，他的下一步能做什么呢？依据这个制度，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国会喊话。

向国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美国百姓都知道的，特别是在选举前，这种表达在达到一定人数以后，效果会体现出来。不过，每个人只有一张选票，所以每个人的表达也就只有一个人的分量。喊话的对象，通常是你手里的选票能影响到的人。比如，你所在的选区选出来的众议员。你对别的众议员表达意愿，就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还有本州的联邦参议员，对他州的参议员，你的意见就没有那么大的分量了。所以，对政府立法分支表达意愿，虽然是美国体制下民众可以用的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就像选票一样，是必须有一定的分量才会有作用的。

除非你手里有特别分量的材料。艾尔斯伯格就认为，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参与的兰德公司和国防部的计划，特别是他接触到的五角大楼文件，他掌握了这样重量级的材料，能够引起国会的重视，从而通过联邦政府立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权力制衡，来促使政府改变对越政策。

可是，怎样把这信息告之国会呢？

1969年，艾尔斯伯格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利用他在兰德公司的研究机会，仔细地阅读和分析五角大楼文件。艾尔斯伯格在调阅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按照兰德公司的规章，签署了妥善保管文件、不复制其中任何一部分的保证书。

他在阅读中，越来越怀疑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合法性。经过对越南问题历史的一番回顾研究，他的结论是，美国介入越南事务时的所谓北越入侵南越，不成理由。越南人自己会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如果美国不介入，越南就不会有这样一场战争。他认定，越南战争是一次入侵，是美国干涉了越南的事务。苏联和中国的干涉，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

他从文件中读到的战争真相，特别是战争对越南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使他寝食不安，他感到了一种“个人责任”。他决定采取一个大动作。1969年9月，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向一位广告商租用了一台复印机。那个时代，复印机还是比较昂贵的设备，不是到处都有的。然后，每天晚上，在这个广告商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离开以后，他从兰德公司把五角大楼文件带出来，在自己两个孩子的帮助下，开始复印这批高度保密的文件。

在复印的时候，他们用纸片遮盖住每份文件上都有的“机密”、“保密”或“绝密”的印章，使得复印件上不再有这样的字眼。复印以后，再把原件还归兰德公司档案。

手里有了这样的文件，在必要的时候就拿得出根据来，能讲清了。他开始寻找国会里有可能被他打动的人物。他的主要对象是联邦参议员J．W．富布莱特，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是参议院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个主张从越南撤军的议员。

参议员富布莱特

他选择富布莱特为喊话对象是有道理的。富布莱特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国会通过任何和对外关系有关的法案或决议上，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这种法案和决议通常是经过外交关系委员会递送国会表决的。1964年的东京湾危机（北部湾危机）期间，军方宣称美军舰只遭到北越攻击，国会因此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而白宫和五角大楼就把这个决议当成国会同意对越宣战，这样就扫除了“只有国会有权对外宣战”的宪法限制，五角大楼因此“合法”地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向南越派出地面部队。

富布莱特为此非常愤怒。可是，限于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作为国会议员的富布莱特，不能直接干预白宫行政分支的决策，更不能干涉军事。艾尔斯伯格在悄悄复印了五角大楼文件以后，就设法见了一次富布莱特，告诉他有这样一批五角大楼文件，并且告诉他，五角大楼文件证明，当年所谓北越攻击美军舰只，根本就是一场虚惊，北越并没有攻击美军舰只。也就是说，等于国会受了五角大楼和白宫的愚弄。

艾尔斯伯格建议富布莱特，通过国会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他给了富布莱特一份他自己搞出来的五角大楼文件摘要，想说动富布莱特在国会公布这份摘要。

可是，老资格的参议员富布莱特却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国防部定下来的机密文件。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议员在国会的言论有立法豁免权，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法律不能追究国会议员立法活动中言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于是国会的日常活动，如果不是涉及国防外交机密的闭门会议，就都是公开的，不仅向新闻界记者开放，也向民众开放。所以，国会议员在言论中，也有责任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国会议员违法泄密，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国会议员怎么判断哪句话是机密，哪句话不是机密呢，难道每句话都掂量一番吗？其实没那么麻烦。国会议员都知道，是看你讲的内容来路是不是符合规则，也就是说，看程序上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艾尔斯伯格敢偷偷复印绝密文件，富布莱特却不会在国会公布他拿到的文件摘要。他把文件摘要往国会办公室四楼外交委员会的保险柜里一锁，转身给新任国防部长莱尔特写了一封信，说他了解到国防部在麦克纳马拉指示下搞了这样的研究，有这样的一套文件。他相信这套文件对外交委员会考察越南政策问题有极大的帮助，请送一套来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阅。

莱尔特马上表示收到了富布莱特的信，但是拖了一个月才正式回复。在回信中，国防部长正式承认有这样一套文件，但是随即说明，这套文件含有高度敏感、高度机密的原始资料，麦克纳马拉的出发点是将这套资料用于遥远将来的研究，所以，这套文件的使用是严格限制的。很多涉及总统和内阁人员的通信，在政府的分权结构中一向被看做是不受其他分支干预的行政特权；很多涉及个人的原始资料是在保密的前提下才用于编入文件的。所以，国防部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富布莱特的要求。

富布莱特立即再给国防部长写信，希望国防部长能够采取“更合作”的姿态。他告诉国防部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能不能接触这一套文件，涉及宪法所规定的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参议院要行使自己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宪法责任，外交委员会就必须能接触到有关外交事务的背景资料，而这种资料只有行政部门才掌握。

这个道理，莱尔特难道不懂吗？当然不是。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自己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的。可是，现在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他自己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杳无音信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千方百计在背后推动富布莱特，想要参议员先生用五角大楼文件采取行动。在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从二十五卷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三千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就从邮局寄过去。因为反正美国的邮局是不检查印刷品内容的。

富布莱特有这么些文件在手里，他在考虑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会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到，他知道可以用这些文件做一些文章，但是不经过官方的正式发布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就在程序上留下了漏洞。这样做不仅可能使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而且破坏程序是对制度本身的伤害。他认为，他还是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作为国会外交委员会，他们以前也曾经要求行政部门送交保密文件，用于国会的不公开的会议。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以后就可以拒绝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

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他甚至看过一些文件复印件，但是在任何公开场合或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的内容，因为它们还没有正式发布。富布莱特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也没有收到。

这个时候，艾尔斯伯格在另外想办法。他出席了一个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明，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这么一批五角大楼文件，他宣称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他甚至向一些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且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宪法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出来。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尽管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并不一定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尽量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法庭是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

可惜，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还不会就这样接受他们的案子的。

1970年5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被维持秩序的国民卫队枪杀。我们多次看过当时的资料和纪录片。至今为止历史学家也难以搞清，在一片混乱之中，是怎么开起枪来的。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愤而辞职抗议入侵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国家战略利益的内在逻辑严重不足，所以，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为此而长期在越南支持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

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而且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在参议院讲话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好了，下封信再给你聊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走进新闻界的故事。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