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是宣布最后判决的时刻了。

下午两点三十四分，除了一位大法官请假以外，最高法院的八位大法官在法官席上落座。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未经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这是一个对新闻界有利的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而另外三篇是对政府的立场有利的或者是拒绝发表意见。

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意见，表达了最高法院在“预先约束新闻界”这一点上的共同立场。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权力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保密措施，斯图尔特大法官说，政府机构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自己而过度保密。他警告说，样样都保密就等于什么也不保密。

最激烈的主张立即撤销禁制令的是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他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他说，国父们在宪法里建立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他说：“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他本人厌恶美国参与越战，但是身为大法官，他不能公开批评行政分支的政策，他必须受司法分支职责范围的约束，所以他只能说：“自由的新闻界的重大责任是防止政府任何一个部分欺骗民众，把民众送到遥远的异国，死在外国的热病、外国的枪炮之下。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越南问题的报道，不仅不应受到指责，而是应该为他们做了国父们曾经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而受到表彰。这两家报纸揭露政府怎样把国家引入越南战争，恰恰是出色地做了国父们希望他们做，而且信任他们做的事情。”

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留下他的意见就回乡度假去了。在他的意见书里，他说，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国父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他说：“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他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表示，下级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总共十九个法官，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几乎都判断失准。他为以后的判断提出了这样的标准：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之灾，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他说：“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不管是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和越南战争的新闻从业者，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电讯稿，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

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编辑们记者们眉开眼笑地互相偿付这几天为此打赌的赌金。《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我们无限感激，不仅是为了报纸，也是为了政府，为了有一个好政府，为了民众有知情的权利。”

格雷厄姆和她的执行主编一起庆祝胜利

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里，最高法院宣布之前，《纽约时报》新闻室对外界关闭半小时。报社同人们聚集在一起等待最高法院消息。当消息传到，新闻室里先是持续的寂静，人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大家不约而同地被这个消息镇住了。然后，突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同事们互相拥抱，又跳又叫。《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说：“这是光荣的一天。我们赢了，我们赢得了发表的权利。”《纽约时报》随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接着，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系列报道，终于又开始继续刊登了。

在波士顿，《波士顿环球报》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资料，还奉法庭之令，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报社在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做出安排，一旦最高法院宣布解禁，他们就可以在银行下班关门以前把资料取出来。报社的一个助理编辑就站在银行保险柜门前等着。消息传到，他立即把资料从保险柜里取出。报社负责报道消防队新闻的记者，有一辆带警灯的车，他带着资料，亮着警灯，飞速把资料送往报社，准备继续发表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道。

就在最高法院受理和裁决《纽约时报》案的日子里，马路对面的国会大厦，围绕着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小插曲富有戏剧性，却能让人意识到，人们对于政治和政治人物行为的惯常看法，都有可能出现特例。

这个插曲的主人公是一位参议员，叫迈克·格拉弗尔。格拉弗尔在英语里是铺路的“砾石”的意思。粗糙和强硬，是砾石的特点，也是这位参议员的特点。砾石参议员来自美国最北面，面积广大寒冷而人烟稀少的阿拉斯加州。他是法裔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的儿子，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到阿拉斯加州去谋前途。他在房地产业上干得很成功，但是最想参与的是政治，所以就弃商从政，先被选为州议员，后来成为联邦参议员。

参议员每州两人，全美国一共是一百个。在美国立法分支的国会两院里，相比由选区按人口比例选出的众议员来，参议员是更为精英的政治人物。这位民主党参议员在国会里是资历最浅的，他在参议院里管的也是最不重要、最不引人注意的涉及建筑和土地的分委员会。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倾向比较明显的人。

美国参议院的程序中，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程序，叫filibuster（无限制讲演）。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在一个议案预定要表决以前，某议员可以要求发言，在他还有话要说的情况下，表决只能推迟进行。这个议员就可以继续说，一直说到预定的最后表决时间过期，或者参议员们决定不再表决，放弃这个议案。

显然，采用这种手法的都是想阻挡该议案通过的少数派。这种奇怪的程序在历史上用得并不多，它几乎是一种反常的让个别议员拼体力来破坏正常程序的做法。1955年，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科尔宾为了封杀一个征税法案，在参议院讲台上实行filibuster，连续讲了二十六小时十五分钟。1957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特罗姆·瑟蒙德（他是美国国会著名的老寿星，当了四十几年参议员，于2002年底在九十九岁上退休。最后的那些年，这位老态龙钟的参议员连走路都是副手们扶着。奇怪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老百姓还是六年一次地选他，似乎是为了要打破一个纪录），为了对抗民权法案，连续讲话二十四小时十九分钟。这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停下来吃东西，也不能上厕所。因为你一走开，参议院就可以开始表决了。那么，这几十个小时里讲些什么呢？这倒是无所谓的，因为你是在启动一个程序，人们不再关心你讲什么。这位南方来的参议员就一度为了省力气，干脆念电话号码本。历史上，有一位意大利裔的参议员，启动filibuster以后，为了免于枯燥，就在讲台上引吭高歌。

这个看上去荒唐的程序一直让人们大惑不解。我想，它在原来设置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避免发生国会多数派通过令少数派绝对无法接受的法案。因为，民主政治最危险也最棘手的情况是，多数派认为是好的事情，却有可能是少数派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而多数和少数有时候不过是百分之五十一和百分之四十九的区别。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用合法的民主程序来强迫百分之四十九接受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其结果往往是危机、分裂和暴力。所以，必须有一种机制让少数来表示，虽然你们多数想这样做，虽然我们只是少数，但是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民主制度必须有一种程序来避免陷入僵局和危机。于是就在国会参议院有了这种程序。这样，少数派就可以用filibuster这个“最后的抵挡”，来阻挡法案，避免通过让少数派输了以后就无法忍受的法案。人们很少使用这种“绝招”，一方面，除了出现政治危机，国会很少出现这样少数派“绝对无法接受”的提案。另一方面，参议员们通常是比众议员们更为精英的政治家，也已经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会避免在一般情况下轻易动用这样绝对的方式。

这个方式很“绝”，它只存在于参议院的程序，众议院是不可以用filibuster的。参院资历最浅、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这位砾石参议员却很早就注意到了filibuster这种不大常用的程序。在参议院企图改革这个程序的时候，他投了反对票。因为他意识到，这是让一些像他那样的来自偏僻地方的议员，能够拼命阻止多数派损害自己选民利益的唯一机会。他对参议院将要更新的征兵法案非常不满，因为阿拉斯加州居民的年龄构成比较轻，征兵法案对阿拉斯加的影响比较大。他由于资历浅，对参议院的复杂议事规则不熟，有几次失去了在参院力争的机会。现在他学聪明了，花了力气研究参议院议事规则。他已经公开宣称，他要用filibuster来阻挡这个征兵法案。

就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第一次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报道的当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竟然是那位企图促动国会公开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没有成功的艾尔斯伯格打来的。艾尔斯伯格问，既然你要启动filibuster，你要读至少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的材料，那么，你是不是愿意读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呢？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套。

艾尔斯伯格在此以前已经试了好几个参议员、众议员，可是这些国会议员们有他们循规蹈矩的一套，都不愿意承担公开国防部机密文件可能带来的责任风险。这使艾尔斯伯格非常沮丧和愤怒。激进的他无法理解议员们的谨慎有他们考虑的合理部分，他只觉得，自己为了阻止越南战争连坐牢都愿意，可是这些国会议员居然不愿意拿自己的职位冒风险。谁知道，还有这位砾石参议员，是第一个愿意干的。

艾尔斯伯格接下来就又要安排复杂的秘密接头办法了。可是砾石参议员连连摇头。这位参议员在五十年代曾经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在欧洲从事过反谍报工作。这种鬼头鬼脑穿着黑大衣的老派间谍形象，对如今这个民选参议员来说，他认为是不合适的。他说，咱们要干就正大光明地干，放到台面上来。他来安排会面，其中有一次，就安排在国会大厦门口的台阶上会面。

等到艾尔斯伯格准备好给他的那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砾石参议员就开着他的私人汽车，汽车上的特殊牌照表明他是来自阿拉斯加的联邦参议员。车子开到五月花号旅馆。他让两个助手在车子边上看着，他自己亲自从艾尔斯伯格手里接过一个大纸板箱。助手们按照预先的计划，只看不动手，这样就在理论上没有接触过国防部秘密文件，以后万一有事也就不用被牵进去。他呢，就是一个这样性格的人，他反正豁出去了，而且他有议员豁免权，多一层保护。

砾石参议员当然不是莽夫，在他脑子里，这是国防部机密文件，是非常要紧的东西。所以，他拿到这个纸箱以后，东放西放都不放心，最后决定还是拿回家。晚上就放在自己睡的床底下，白天拿出来读、分析，晚上放回去，躺在上面才放心。

一开始，他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为了准备filibuster，他必须让自己在国会的助手们知道。他把自己的十来个助手都请到家里，告诉他们这是什么，要他们为他阅读分析。他说，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法律上的危险，他并不十分有把握。虽然他是打算冲出来的，但他毕竟是国会议员，有宪法给予议员的豁免，而助手们是没有的。所以，他请助手们自己做决定，如果愿意就留下来帮他干，如果不愿意，他就给他们几天假期，让他们回家度假，只要别说出去。

所有的助手都留了下来。

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但他还是悄悄地请教了两位大学法学教授，这两位教授是宪法专家，特别精通国会豁免权问题。星期一晚上，他把所有助手和几位挚友请到家里，宣布他将启动filibuster。由于国会程序都是公开的，不仅媒体公开报道，民众也可以公开旁听，所以，他在filibuster程序中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等于亲自将此机密文件公之于世。

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担这个风险。他毕竟是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而他要公开的是国防部列为高度机密的文件，这会带来怎样的法律上的问题，谁也不清楚。他说他知道。他想过，此举也许就会让他丢了他的参议员位子，那么只好回到阿拉斯加去干他的老本行房地产了。这样钱倒是可以多赚了，但是对他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当参议员是他的人生理想。可是他说他已经下了决心了，他愿意支付这个代价。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正在越南残杀无辜，正在从事一个没有道理的杀人的战争，这个战争并没有让美国更安全”。他说，我们每个人应该为制止战争做自己可以做的事，为此，他很钦佩艾尔斯伯格。

他在参议院的好友、一位加州参议员得知此消息，也劝他别干。他写信回答说：

我所读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让我确信，我们国家今天处于困境无法自拔的首要原因，是我们偏执地恐惧共产主义……我今天要做的事是为了我们所热爱的伟大国家……人民并没有失去对这个国家的领袖们的信任，可是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里的领袖们却不信任美国人民。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这样是错误的。

星期二一天，砾石参议员在家里做准备。他看了医生，以保证能连续不断地读三十个小时。他还要在裤子里准备好一个小便器，这样他在这期间就不用上厕所了。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在参议院议程暂停下班以前，他来到参议院大厅，宣布他要发言，并且将启动filibuster。这样，有些工作人员就必须留下来陪着他了。

美国国会的议事大厅，平时国会议员发言的时候，其他议员是不一定在场的，其他议员或许就在同一栋楼里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根本就是在别的地方。但是，议事大厅里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各种设备和议员们或他们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通过点名使得议员始终知道议事大厅里正在进行的是什么程序，特别是不要错过了投票。

这次，砾石启动filibuster，他并不想让任何一个议员陪着他，并不指望议员们来听他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但是他知道，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的，只好陪他熬夜了。作为对这些工作人员的礼貌，他要求做一次形式上的点名。也就是说，并不要求议员们真的到场回答点名，只是一个形式。他的意思是对工作人员表示一个姿态：我是打算叫议员们都来的，不是有意只亏待你们工作人员。

这是他不慎所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当时还在主持会议的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里芬，他根据自己的会议主席的职权范围，命令把这次形式上的点名做成实质上的点名。也就是说，要求通知到的参议员到场，多数参议员到场以后才能开始程序。而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到晚上七点，只有二十一个参议员回答点名，其他的人都不知在什么地方。砾石不甘心，坚持到九点半，一遍一遍地点名，但是仍然只有三十来个参议员回答点名。

参议员不到，程序就无法启动。砾石精心策划的filibuster竟这样黄了，气得他都要骂人了。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即便在国会议员里也会出现一些特别容易冲动的人。这样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就更多了。因为众议院是每一小片民众中选出一个，就看这一小片民众喜欢什么样的人了。

因此，filibuster也可能被个别的议员滥用，虽然这样的情况很少。最近，在小布什总统连任之后，他将有机会任命一批法官，民主党担心他任命过多的保守派法官，导致他们无法接受，就已经扬言，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将动用filibuster的程序。可是，现在美国参院的filibuster已经经过改革，就是假如百分之六十的参议员反对启动这个程序的话，就不能启动。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做法，是把原来通过法案的门槛降低了一级。原来是多数通过，门槛是百分之五十一。现在，在需要启动filibuster的非常特殊的法案中，门槛是百分之六十。既留了一个绝对抵挡的可能，又防止因个别人的反对就通不过法案。

这位砾石参议员在这个时候，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这套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上去了。他拿出了以防万一的第二套方案。

他不是参议院里一个不起眼的建筑和土地分委员会的主席吗？在这个分委员会里，开会是他的权力。既然在参议院的filibuster黄了，他当即宣布，他负责的分委员会立即召集听证会。晚九点四十五分，这个分委员会的听证会开始。通常听证会开始，首先是主席有一段介绍。这次，他的介绍持续了几个小时。他的会议和建筑、土地全不相干，他只是要找个机会念文件。

这个听证会虽然是半夜召开，虽然基本上是他在唱独角戏，但是，由于一些反战组织的帮助，听证会的会议室里挤满了记者和来看热闹的人。

砾石参议员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说，他手里现在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打算选一些公开宣读。在电视摄像机的沙沙声中，他开始读。读到半夜一点，会议室里仍然挤满了记者和听众，他读到文件中描述的越南战争实况，讲到战场上被枪炮打断的人的肢体的时候，他终于悲愤难抑，放声大哭起来。

随后，由于这个分委员会只有他一个成员在场，所以他命令说，经分委员会会议一致决定，当然也就是在场的唯一成员、他的决定，五角大楼文件读到这儿为止，但是他手上的所有文件都将作为这次听证会的文件记录下来。

由于这种国会听证会是公开的，听证会的记录也是公开的，所以一旦他宣布他手上的五角大楼文件已经作为听证会记录，这就意味着，每个记者，每个人，都可以索取听证会记录。

所以，听证会一结束，在场的记者马上向听证会工作人员要求复制记录。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立即送到复印机旁开始复印。可是国会的复印机太老式，慢得很。记者们齐心合力，每印出一张，立即送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室，那儿的复印机是高速的，立即再印，每个记者都有一份。这里面也包括美联社。第二天，美联社就根据这份复印件，把五角大楼文件的大部分都做成了电讯稿。

所以，当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的时候，事实上，几乎所有大报社和通讯社手里都有一份五角大楼文件，都在准备报道了。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美国的秘密文件是多么容易泄露。像这位砾石参议员这样行事的人，不会是空前绝后的孤例。政府的行政、立法分支，都是由人在运作的，而人都是有自己的特性，都是有可能失误的。在面对一份他根本不可能全部看完的具体文件时，一个参议员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不论对错，他要公布的话，没有一个机制能够阻挡他。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最高法院的判定，只是不能在事先禁止报纸发表；判定下级法庭发出禁制令是违宪的。可是，并没有说，假如政府的行政分支确有证据，认定报纸已经发表的东西危害国家安全，就不能对报纸做出刑事起诉。事后惩罚是可以的。因此，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华盛顿邮报》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担心司法部诉诸刑事起诉，带来麻烦。不过，即使行政分支欲图事后惩罚，仍然必须通过独立的司法审判。所以，事后惩罚也不可能是政府报复性的任意行为。因此，报社的担心最后被证明都是多余的。

只有那个艾尔斯伯格，他盗窃联邦政府财产，属刑事重罪。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在美国，“罪与非罪”是尽可能界限清楚的。退一步来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行为整体来说有利于国家和民众，是爱国之举。可是，偷东西就是偷东西，不因其“政治正确”而改变。因此，最高法院对新闻界的裁决，并不能改变艾尔斯伯格受到的控罪。

所以，艾尔斯伯格自己完全是以一种殉道者姿态，口口声声准备坐牢的。但是，他却意外地逃脱了惩罚。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几年前，我给你讲“水门事件”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他的。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之后，紧接着就是“水门事件”。在对“水门事件”的司法调查中，法庭发现，尼克松总统由于无权调动政府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活动，就私下组织了几个人，干了一些违法的事。其中包括他们夜晚闯入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诊所，试图偷取艾尔斯伯格的个人资料，以找出他的更多问题。这些人虽然没有得手，当时也没有败露，可是，在“水门事件”审理中，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却被牵了出来。

结果，正在审理“艾尔斯伯格案”的法庭，得到这些政府曾经用非法手段试图加罪于艾尔斯伯格的证据之后，就宣布政府有利用权力非法陷害被告的行为，案子因此被撤销了。

报纸赢了，它们为什么赢，却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还是下次再聊。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