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

你问我，为什么说，并不那么容易回答呢？

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给你写美国故事，就讲过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之后，还有一个1979年的“氢弹秘密案”。你一定记得，在一份美国杂志要公布氢弹秘密的时候，政府的行政分支也曾经试图阻止，结果美国政府和新闻界又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也是新闻界取得了胜利。

在谈到那个氢弹案件的时候，记得那时候还对你说过：

“你也许注意到了，我说的是‘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面前，依然选择自由。谁也不知道，在这个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还会如何发展，还可能使用一些什么样的武器……东京地铁案，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义的升级。我想，事实上，核武器发展至今，它对于整个人类的真正潜在危险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假设有朝一日，当核技术不再那么神秘，恐怖分子也能够顺手抄上一个两个的时候，真不知道美国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人类又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之所以在这里对你重复一遍，是因为那是写在八年之前，写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五年之前。从“九一一”事件开始，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恐怖活动质变为恐怖战争，这已经不是忧虑中的、可能的未来，而是已经发生的、天天要面对的现实了。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两座大楼，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的攻击，同时受到攻击的，还有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美国国防部大楼，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述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那个“五角大楼”。

所以，假如看到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变成现实，现在再发生类似的“氢弹秘密案”，人们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我真的不知道。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情况，人们遇到的问题将是不同的，对于支付代价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新闻自由、个人自由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对自由的威胁却总是很强大。因此，人们才需要小心地保护它。

美国在制宪会议的时代，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此后，经历了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工业革命和经济几乎崩溃的大萧条时期，如此等等。一开始，它只有一个宪法框架，没有制度细节。制度对政府的约束能力还很差。所幸的是，当时政府的规模非常小，能力也很差，常备军也非常有限。直到建国整整一百五十年的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刚刚上任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手下还只有十七万四千名装备极差的士兵。美国军队当时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十七位，落后于保加利亚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

从民众一头来看，美国民智开启的过程和美国民主化的进程，也是缓慢同步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政府都还不清楚各自应该挑多少分量的担子。例如，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劳资冲突、有了经济萧条、有了大规模的工伤事故，政府和民众双方才渐渐理解，除了劳资双方，还有政府必须承担起很重的责任来。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美国民众对政府并没有这样急迫的期待，政府也并不很清楚自己责任的界限在哪里。这条路是逐步走来的。当它走在半道上的时候，民间自己消化了许多艰难困苦。可是，不论有多少反复和弯路，宪法在支持民间社团、保障了民间力量的同步壮大。等到企业强大到跨国集团，劳联产联这样的工会组织也已经声壮势威，政府的相应机制对劳资关系的协调也已经很成熟。

所以，美国的社会发展、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对自然缓慢的。美国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社会，始终不是靠一个威权在强行操作社会。由人性本身弱点导致的社会问题，美国样样都有，很自然会暴露出来。正因为是自然发展，该发生的问题都发生过，也遇到种种危机，美国社会也在两百多年前制定的宪法原则下，自然顺应地以完善制度来应对。可是这种同步的自然、缓慢的进程，化解了许许多多危险，回首望去，真是很悬。假如不是这样，假如制度完善的速度，远远落在政府的能力强化的速度后面，也就可能约束不住，政府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野马，擅行其道。

再仔细一想，一些制度转型较晚的国家，面临的就是类似的危险。政府的发展先行一步，待开始制度转型，政府本身的规模已经是巨无霸了。制度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却已经非常强大、制约很困难了。也就是说，社会失去了一个制度生长、政府生长、民间社会生长，三者同步生长和磨合的过程。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各方力量同步壮大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劳工和民众不仅是极弱势，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像一百年前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的民众那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吞咽一切苦果。

两百多年前，美国站在一个起点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起点。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状态。然而，对一个国家制度的检验，除了我们聊到的那几根轴线之外，还有整个世界大势的走向在对它发生影响。

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建国者们就是站在一个有点奇怪的起点。一方面，他们非常自然地理解到，新生的美国是世界贸易系统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看烦了欧洲由利益争斗而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他们要和这个世界当时的主流——欧洲，拉开距离。所以，华盛顿总统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说，欧洲的利益冲突和美国没有关系，欧洲频繁的争议和冲突的原因与我们关心的理念很不相同。所以，美国应该保持对所有国家的善意和正义，和所有国家和睦相处。在这样做的时候，最忌讳的是一面反对某个国家，一面又和另外一些国家过于亲近。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最重要的规则是，尽可能扩大贸易关系，尽可能避免政治结盟。华盛顿总统在那次告别演说中，给美国人留下的一句名言是：“避免与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所以，美国在世界上曾经是长期以“孤立主义”出名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不结盟、自顾自的方针，坚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以上。可是，就像人躲不过命运一样，国家也躲不过世界大势的裹挟，而世界大势的走向自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自我孤立”的坚持几经冲击，最后被二次大战彻底打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世界各国由于交流（战争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吧），在无可抑制地越走越近。你再也不可能像美国最初一百多年中那样，“孤立”地在自己的国家范围里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制度。

对美国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大概就是今天的状态了。在“九一一”以后，恐怖战争开始了。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攻击的能力，甚至能够超过传统战争的破坏能力。“九一一”本身，就是二十来个恐怖分子，造成了比“二战”日本军队对美国珍珠港袭击更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还只是一个开端。技术正在以加速度发展，“九一一”以后，美国本土至今为止，还没有再次遇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可是大概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这样的袭击，甚至更严重的袭击不会再发生。当然，这不仅是美国一个国家正在面对的问题。

所以，不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站在一个新局势面前。

美国建国先贤们，他们站在一个国家的开端，站在制宪会议上，并不能预料所有这一切，他们不会料到今天甚至和核威胁相连的恐怖主义。他们只是相信，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和人的生存共存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

这种思维的出发点，顺应着人的天性。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是赤条条的亚当、夏娃，每个人都是一样，一样自由的生命，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会管理概念不是从上层权力切入，而是从人的自然权利切入。这样的平等概念，也隐含着一个简单道理：人也都是有弱点的，不论是英雄还是智者，无人幸免。在社会管理中，他们注重制度对人的弱点制约，在他们眼中，政治上层不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点的集合、并且被威权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约的地方。

这种思维方式在这里融化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人们或许就把它称为文化或者生活方式。今天恐怖主义的威胁，是世界遇到的一个新难题，站在这个难题的开端，每一个人，不论他赞同怎样的应对方式，其实内心都是困惑的。在美国的“九一一”之后，在英国和西班牙的地铁大爆炸之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大爆炸之后，不论这些国家的反应如何，本质都是一种应对的探索。从总统到平民，都仅仅是在寻找一条应对的道路，而不是已经确信无疑地找到应对的方式，更何况，事态还在迅速发展之中。

在这里，人们仍然有一种信念，他们相信，他们可能要走一段弯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胁只能阻碍人们追求自由的道路，却不可能堵死它。也许今夜没有星辰，可是，他们相信，在云霭之上，依然有群星在太空闪亮。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