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留得枯荷听雨声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读了本报1993年8月11日《文学》王辛笛师弟(恕我狂妄,以兄自居,辛笛在清华确实比我晚一级)的《叶公超先生二三事》,顿有所感,也想来凑凑热闹,谈点公超先生的事儿。

但是,我对公超先生的看法,同辛笛颇有不同,因此,必须先说明几句。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了感情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要交代一点时代背景。

老清华人都知道,在30年代,清华大学同别的大学稍有不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洋气”,学生在校刊上常常同老师开点小玩笑,饶有风趣而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了师生关系,好像更缩短了师生的距离,感情更融洽。

这样说,有点空洞。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吴雨僧(宓)先生。他为人正直,古貌古心,但颇有一些“绯闻”。他有一首诗,一开始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真是呼之欲出。×××者,毛彦文也。雨僧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我们的。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真假无所考。校刊上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下面三句忘了。最后一句是:

椎心泣血叫妈妈。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一个今译本在学生中传诵,所以时隔六十年,我仍然能回忆起来。然而雨僧先生却泰然处之。

第二个例子是俞平伯先生。他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红学专家。在清华时,我曾旁听过他讲唐宋诗词的课。大家都知道,他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或曾孙,自己能写诗,善填词。他讲诗词当然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昔者晋人见好山水,便连声唤:“奈何!奈何!”仔细想来,这是最好的赞美方式。因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说上几句“奈何”更具有启发意义。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与此等量齐观。就是这位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剃光了脑袋,这在当时学生和教授中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于是轰动了全校。校刊上立即出现了俞先生出家当和尚的特大新闻。在众目睽睽之下,平伯先生怡然自得,泰然处之。他光着个脑袋,仍然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就是好!”

举完了两个例子,现在再谈叶公超先生。

我在清华读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虽然专门化(specialized)是德文,不过表示我读了一至四年德文,实际上仍以英文为主,教授不分中西讲课都用英语,连德文也不例外。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先生的头发,有的时候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们窃窃私议:先生是在那里学名士。

谈到名士,中国分为真假两类。“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叫“真名士”呢?什么又叫假名士呢?理论上不容易说清楚。我想,只要拿前面说到的俞平伯先生同叶公超先生一比,泾渭立即分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直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世说新语》常以一句话或一件事,定人们的高下优劣。我们现在也从这一件事定二位的高下。

我想就以此为起点来谈公超先生的从政问题。辛笛说:“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我的看法同辛笛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对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

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他的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笔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如果再加上一位的话,那就是郑振铎先生。

我继承了“清华精神”写了这篇短文。虽对公超先生似有不恭,实则我是满怀深情地讲出了六十年前的感觉。想公超先生在天之灵必不以为忤,而辛笛师弟更不会介意的。

199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