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救了议会，上帝救了西班牙

国王和西班牙军队

一九八二年大选

巴斯克大城市毕尔巴鄂

值得骄傲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马德里，1981年2月23日晚间。

议会大楼里，所有议员被一网打尽。

特赫罗上校的士兵把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还有梅拉多将军等，一个一个地单独押了出去。照中国老话：兵者，凶器也。西班牙内战的血腥记忆犹在。议会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以为，前面给押出去的那几个，肯定是一走出门就给处决了，不知道下一个轮到谁，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轮到。西班牙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军人干政，似乎再次发生。民主面对枪杆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特赫罗上校根本没打算杀人，他只是把重要人物单独关押在楼上小房间。楼上有一个酒柜，士兵们一见就高兴坏了，轮流在此痛饮。顺便，也算看管重要人物。

特赫罗上校电话通知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Jaime Milans del Bosch），议会已被控制，一切正在照计划进行之中。然后，特赫罗上校到议会大厅宣布，将有高阶军官来掌控下一步的发展。

瓦伦西亚是东部地中海边的重要城市，在巴塞罗那南面一点儿，当年内战初期共和国政府临危撤出马德里，就是先转移到瓦伦西亚的。

在瓦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将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过十五分钟，地方电台就宣读一遍米兰斯将军的声明，说根据首都事变产生的政治真空，在得到国王陛下的进一步指示以前，保证军区内的秩序是我的责任。然后宣布宵禁，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开上了街头，接管重要的公共建筑。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马上开始拼命销毁文件，以防军队接管后对工会会员和政党成员实施报复。在巴斯克地区，惊恐的民众开始放弃家园，越过边境进入法国避难。

国家行政管理已经瘫痪。在西班牙议会制之下，首相和内阁都跟议会一起被特赫罗上校拿住，文人政府的内阁成员无一漏网。此刻，这个国家真正有实力的，是西班牙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包括瓦伦西亚军区的米兰斯将军。如果他们都站在特赫罗上校一边，那么西班牙军人将又一次成功地干预国家政治，改变国家的方向。消息飞快到达西班牙大小城镇，很多城市的电台，突然开始没完没了地播放军队进行曲，什么也不明说，就是一曲接一曲雄壮的军乐。

政变的策动者之中，有一个阿尔马达将军（Alfonso Armada Comyn）。他曾经是国王的教官，和国王有二十年的交情，同王室成员关系非常好，一直任王室管家。可是，苏亚雷兹对他极不信任，在改革初期曾把他派到安达卢西亚的山区担任军区司令。他在偏僻荒山里，一肚子怀才不遇。后来终于调回马德里，担任总参谋部的第二把手。他痛恨苏亚雷兹的改革，认为苏亚雷兹下去，就应该由他来领导国家。他鼓动特赫罗上校，利用自己几十年在国王身边的资格暗示军人说，起事是国王的愿望。他自己并不出面，而是想在军人起事之后，自己担任政变军人和国王之间的调解角色，一举成为不可代替的重头人物。如此一来，新政权缺了他就不行。

所以，和政变有关的这三个人：特赫罗上校、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三人并不一条心。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开始给各军区司令们打电话，鼓动他们一起参与，接管政府。

特赫罗上校占领议会，国王一无所知。国王手下的人从广播里听到此新闻，连忙报告国王。国王能看到的，也就是电视重复播放的那几分钟镜头。国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有多少军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下令给马德里的军队总参谋部打电话，询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听说是国王，连忙把话筒给了阿尔马达将军，说他有事报告。

电话里是阿尔马达将军的熟悉口音。将军恭恭敬敬：陛下，我这就亲自前来王宫，向陛下报告情况。

就在国王即将挂断电话的一瞬间，突然，完全是一种直觉，他感觉不对。阿尔马达将军的语气，一丝不苟，无可挑剔，太自然，太恭敬，太镇定了，一点儿不像在突发事件下的反应。这时，国王身边受命去了解情况的人刚好赶到，轻轻对国王耳语：事情和阿尔马达将军有关。一瞬间，国王突然明白了。他对电话中的阿尔马达将军说，我现在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等我有空见你的时候，再请你来。

放下电话，国王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闯入，特别不准阿尔马达将军进入。国王意识到，阿尔马达将军要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他能够代表国王意愿。如果在事变之后他和国王在一起，或站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意见，给外界打电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只要阿尔马达将军进了王宫，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就达到一半了。

对西班牙军人来说，这时和佛朗哥起事时的国家状态，有本质不同。

佛朗哥是对第二共和造反，当时国王已经被废黜，军人们只需跟从一个领头的将领。只要军人有这样的意愿，火候一到，出来一个头领，将军们就愿意跟着一起反叛。内战前，这个领头的就是佛朗哥。可是现在不一样。国王在台上，国王就是三军将领。效忠国王的宣誓，对西班牙军人来说，还是不可亵渎的职责和荣誉。

短短几个小时里，一切取决于国王。这样的境地，对于国王是非常危险的。按照现代欧洲君主立宪的游戏规则，国王是超越性的国家象征，他没有实权，也不干预政事。这是制度和国王的约定，这种约定是在宪法中确定下来的。国王的地位稳固取决于“国王不干政”这一条件。西班牙宪法规定，西班牙是名义上的君主制，名义上国家主权在王室。但是王室并不实施国家主权，其标志就是国王没有最终行政权，任何时候都不再插手国家行政管理。国家实际上是主权在民，议会掌握一切实权。

如果国王不甘寂寞插手政治，就打破了这种约定和平衡，侵入了议会的权力范围。这种做法只会危及国王自己的地位。反过来说，不管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国王一概不管，那么任何废黜国王的行为都没有合法性。国王在无所作为的约束下，地位最为稳定。

所以，对胡安·卡洛斯一世来说，首先要明确的是自己采取行动的合宪性。事实上，事件之后还是有人指责说，国王出来应对军人政变事件，超越了自己的宪法权力，是违宪的。国王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解释说，当时他考虑过合宪性问题。他说，只要在议会大楼外面还有一个内阁级的部长或副部长是漏网之鱼，没有被扣押，文官政府就依然存在，那么他就不能采取动作，只能听凭这个残存的文官政府去应付政变。这个残存的文官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国王本人都只能是“批准”。这是宪法规定的。问题是，当时所有内阁成员都扣在议会大楼里，生死未卜。文官政府已经失去功能。这种情况下，国王站出来的宪法依据是，宪法规定他是西班牙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宪法权力来对西班牙军人发布命令。

国王胡安·卡洛斯和西班牙军人的关系和感情，非同一般。这一点，他和西班牙的其他领袖都不一样。1948年，他的父亲、流亡中的唐·胡安请求佛朗哥，允许他把十岁的王子胡安·卡洛斯送回西班牙，就是要让王子接受一个西班牙国王应有的教育。根据国王和有关人士的回忆，佛朗哥负责对王子的教育，相当尽职。他接受的教育，可以比肩任何一个欧洲王室之后。王子接受完整的传统的学校教育，进入陆海空三军军官学校，接受一个士官生的训练。从军校毕业后，按规矩在军队服役。国王此后表现出来的素质、思维方式、思想倾向，都和他接受了完整的欧洲教育有关。

西班牙国王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不仅是战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要求，他应该是军人们眼睛里的合格领袖。国王和军人们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他了解现代西班牙军人，有能力赏识军人的忠贞、坚毅和勇气。他也理解军人的苦衷，了解他们的困难。西班牙军官在那些年里新陈代谢，有了很多变化。国王在士官学校里的很多同学好友，现在已经成了高阶将军。国王虽然谨言慎行，但他始终知道以前军内同僚的想法，在军内也有一些铁杆好友。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对米兰斯将军未经他的同意就在公开声明中打出国王名号，非常生气。这显然是最危险的，军人们是在跟从国王，如果有人伪造国王意向，怂恿更多军人参与政变，国王就会很被动。时间拖得越长，就会有更多人倒向那一边。国王在王宫里，立即开始向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

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将完全服从您的命令，不论您认为有必要做些什么。

这是将军们的标准答案，其含义却必须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场景中才能理解。国王胡安·卡洛斯很清楚，这一答复的意思就是，如果国王站在政变军人一边，我们就跟着国王，改变这个国家，让它走上正途；如果国王反对这场政变，那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反对。

这次政变，多少是因为国王前管家阿尔马达将军对米兰斯将军的误导。国王明白，当务之急，是让全国民众和军人了解国王的态度。

不过三小时，国王开始下令。夜里九点多钟，他命令手下人通知电视台，派出一个转播小组前来王宫。电视台的人说，台里现在到处是军人，连他自己都没有行动自由，更别说派出转播小组了。于是，国王命令，让占领电视台的军官接电话。好不容易，那头找到了领头的军官。王宫这头把话筒递给国王。国王问，谁在接电话？那边不明底细，只好照实报告军衔和姓名。接着，他听到话筒里传来这样的声音：我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电话里一片寂静，军官就像麻木了一样。接下来，他好不容易挣扎着，说出了一个西班牙军人的标准回答：国王陛下，听从您的命令！

国王随后命令他，护送一队摄影小组，立即赶赴王宫。

这队转播人员在著名电视主持人毕加托斯特（Jesus Picatoste）带领下，好不容易通过森严岗哨，进入王宫。一番安排后，国王面对摄像机，发表了他著名的讲话。然后，录像一式两份，由两组人走不同的路径，送往电视台，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乱成什么样。

午夜过后，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以一贯的尊严，他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国王明确表态，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打断人民在宪法中达成的民主进程的行为。

国王胡安·卡洛斯在政变之夜出现在电视上，声明支持民主

国王打电话给米兰斯将军说，他反对政变，他也绝不会离开西班牙去流亡，政变军人想要成功，除非先开枪打死国王。然后，他把这个电话再用书面电传，传给米兰斯将军。

凌晨四点，米兰斯将军下令坦克开回兵营，解除戒严。第二天，特赫罗上校投降，米兰斯将军和阿尔马达将军随后被捕，议员们平安回家。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后来面谢国王，说出了议会大楼里所有人想说的话：“陛下，是您救了我们的命。”

头脑极为清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欢庆胜利。

当天晚上，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约见各大政党领袖，包括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向他们指出，政变虽失败，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难。国王本人被迫冒着自己声誉和人身安全的风险，来亲自化解军事政变，这一事实说明，西班牙各政党，没有充分了解军人在改革过程中的情绪。虽然参与军事政变的人错误地估算了他们能够得到的支持，但是军人们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他们对国家现状的失望，不应该再被忽视。他对这些政党领袖说，对这些企图颠覆的军人，你们各政党如果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党回去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考虑怎样争取更高水平的全国团结。国王甚至警告政党领袖们说，他本不应干预政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国王不会再这样做了。

政变粉碎以后，国王胡安·卡洛斯接见各大党领袖，左一为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左三苏亚雷兹、左四国王卡洛斯、左五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左六人民联盟（AP）佛拉加

这一军人干政事件就这样无疾而终，史称为“2·23政变”。国王胡安·卡洛斯后来为参与政变的军人辩护说，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不会不想到起事后第一要做的，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回顾这一政变，只有国王看到了这一点，指出这一点，并且坚持要把政变处理成“和解”。

几天后，三百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民众对这几年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的支持，表达保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转型是在人民的意愿下展开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这一信息非常强烈，卡利约的话说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话，直中要害。苏亚雷兹一开始就认识到，必须让所有人都参与到政治改革进程中来，不应让任何人离异于外。他考虑的主要是政治党派。而西班牙旧体制下的军队，被看成在政治改革中没有角色的力量，至多是一种需要安抚的潜在威胁。而事实上，根据西班牙的军人传统，注定了他们不是“非政治”的军人。西班牙军人关心政治，有特殊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种传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把军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

正规军人是佛朗哥一类威权统治的最强大保障，也会成为转型最困难的一关。1981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在西班牙悠久的军人干政传统之下，军队的变化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必须让军人们相信，面前的这个文官制度是有效的。如果他们认为，面前的这个文官体制无效，管不了国家，军人就会寻找自己站出来有所作为的理由。其实，文官政府必须有效，也是民众对政府的一个基本要求。否则，总归是危险的。这就是内战时期和“2·23政变”的军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爱国者的原因。

当我们来这里旅行的时候，发现今天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如明星一般，是民众热切关心追踪的对象。他的大新闻、小故事，被西班牙人热情地流传在大街小巷。在马德里，我们去过王宫，自然，那不是今天西班牙国王真正生活的地方。可是，我们读到国王的传记作家在书中说，他十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和国王见面，国王看上去很轻松愉快地和他聊完之后，这年轻人凭着自己的直觉，在门外问父亲，国王看上去为什么这么忧郁？

那个和国王一家是世交的作家说，忧郁是国王一生的基调。

西班牙军队转化的过程无声无形，却和国王在军中的影响力分不开，这也和佛朗哥多年的安排分不开。国王从十岁开始，就在佛朗哥的亲自照管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生来就有无可逃避的责任，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地位，恢复西班牙的君主制。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之后，胡安·卡洛斯曾经公开表示，他加冕之后，西班牙将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佛朗哥有权把他立为国王，也就有权在他有生之年废黜他。在佛朗哥的最后几年，他身边的人极力怂恿佛朗哥改变王储。但是佛朗哥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主意。

国王和佛朗哥之间，有着外人不了解也难以揣摩的关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从来不说佛朗哥的坏话，反而经常提起佛朗哥的临终嘱咐：“作为国王，陛下，您的任务就是保持西班牙的团结。”在西班牙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王认识到，他的任务，也只有他能够做得到的，就是帮助西班牙军队跟上民主改革的进程。西班牙军队不应该是以往那种自在的、独立于民众和社会之外的令人害怕的力量，军队应该回到人民手里。国王一直在帮助军队自我更新。

西班牙军人和民主改革派之间历史性的敌对态度，通过这一事件在国王的亲自参与下得到化解。在政变流产两天之后，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军，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这种做法在美国这样军队国家化的国家听起来有点奇怪，在西班牙却很自然，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终于过去了。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选，被史家认为是西班牙转型的最终完成。其标志是，通过大选，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地完成了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高龄的佛拉加回到家乡加利西亚，在加利西亚选举中获胜，成为地区政府的首脑，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曾经有一度，加利西亚在美洲的移民，总数超过家乡的乡亲。这使得佛拉加和美洲很多国家关系很好，包括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出生于1915年的前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人们仍然记得他为改革做出的贡献。2005年10月，马德里大学授予九十岁的卡利约荣誉博士学位。年轻的冈萨雷斯仍然在社会党内活动。他的业余爱好是东方盆栽艺术，在他担任首相期间，他收集了一些盆栽精品，后来都捐献给了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

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

那天我们从格尔尼卡回到毕尔巴鄂，已经很累了。晚上，我们还是出了门。住在老城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出门就是最好玩的地方。夜晚灯火通明，满街是人。我们打算先喝上一杯啤酒再说。于是来到一个小广场，旁边就是小酒铺。

在这毕尔巴鄂老城，到处是公共饮水器。饮水器在美国做得现代而简洁，能满足喝水功能就可以了。在这里，总是把饮水器做得像小纪念碑一般，用巨大的石块砌起来，规模不小。我们去喝水，低下头，看到饮水器的花岗岩上有一个黑色的“埃塔”标记：一条黑色的蛇，顺着一把黑色的斧头盘绕着上升，吐着黑色的舌头。上面是三个字母ETA。

巴斯克的前景究竟会怎么样？最终的决定，是巴斯克人自己在做——这需要时间。

就在毕尔巴鄂的主教堂前，我们端着橙黄色的啤酒杯，回看巴斯克四十年的历程，已经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变化。

四十年前，巴斯克面对一个没有任何通融余地的独裁政权，它的文化被彻底压制。那时候，独立是追求自由的天然部分。就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太专制，孩子一成年，就想要单过。那是每一个巴斯克人的强烈愿望。任何组织，只要是鼓吹民族独立，大家就觉得是追求自由的必然路径，即便是恐怖组织，都可能获得同情。

三十年前，西班牙的民主化，对巴斯克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条分界线。从此，西班牙自由了，巴斯克人也自由了。他们开始有机会在自由的天空下，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开始有必要考虑，他们是不是一定要独立。

在西班牙宪法被批准的时候，巴斯克发生了一次关键分裂。那是巴斯克的两大党决裂。一部分人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就在这里，毕尔巴鄂的大街上，游行队伍的前头，有人举起了两只和平鸽。从此以后，不再是纯粹的西班牙和巴斯克的对决，巴斯克人也在和自己对决。

1981年消解了军事政变之后，西班牙政府着手和“埃塔”谈判，以停止暴力为条件开始大赦一些关押着的“埃塔”成员。1984年，新上任的首相冈萨雷斯，继续和“埃塔”就停止暴力活动展开谈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停火协议”。

十年前，人们对“埃塔”的恐怖活动越来越不能容忍。1997年，当一名二十九岁的巴斯克地区人民党政治活动家被“埃塔”杀害时，全西班牙有六百万民众上街抗议。

今天，“埃塔”的暴力活动在明显减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年有将近百名被“埃塔”杀害的牺牲者，在2003年，只有三名被害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巴斯克地区民众的强烈反应。在格尔尼卡，有人告诉我们巴斯克人希望独立，也有人说他们不要求独立只要求自治，可是问到“埃塔”，他们都说，绝大多数的巴斯克人，都不站在“埃塔”一边。一位女士把“大多数”，连着对我们重复了三次，使我相信，那是“绝大多数”。

今天的西班牙，有着不同的民族自治区，巴斯克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在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然而在观念上却变得越来越接近，交流越来越容易，这是他们渐渐走向不分离、携手互惠的基础。

巴斯克曾经是一个用古老方式谋生的、山民和渔民的封闭小古国。现在，来到毕尔巴鄂，感觉是“开放”，我们感觉那是西班牙最“前卫”的地方。

那天夜里在老城，我们转到夜深。在古老的广场上，我们看着孩子们溜旱冰，周围是一圈幸福的巴斯克父亲母亲们。我们在老教堂前，看着成对在长椅上聊天的老人，看着他们旁边的巴斯克年轻人，在那特殊的老城、特别的灯光下，看得我们入了迷。

夜深了，我们意犹未尽，慢慢沿着河走，朝圣一般的去看古根汉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河，不宽也不窄，恰好可以修建那些美丽的桥梁。精心布置的灯光下，桥变得通体透亮。两边的街灯一起落入水中，又荡漾起来，毕尔巴鄂顿时变得生动。古根汉姆，就在河边。

许久许久，已经不记得有多久了，建筑界再也没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在我看来，巴黎的蓬皮杜博物馆之类，都只是虚报的喜讯。没有观念的突破，没有美学上的创新，天天在同义反复地蔓延着令人厌倦的钢、玻璃和水泥的世界。多久了？我们只看到小的惊喜，却没有大的震撼。因为，如若是创新，唯有佐以大体量公共建筑的气魄，才足以在建筑历史上，书上一笔。

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年，人们看到了它——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美术馆。在人类建筑史上，这个世纪，总算是没有白白过去。

假如白天来看过，夜里一定还要来一次。那是舞动的、漫漫舒卷的、在梦幻中才可能出现的城堡。它抽象的变形的铁壁铜墙，有金属的质感，却丝毫没有坚冷的排斥。白天，在蓝天白云之下，天穹的无垠在限制它的体量。可是在夜晚，它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连同它的背景。它便令人惊异地开始伸展、膨胀起来，巨人般地展开自己，神秘地闪着迷茫而诱惑的光。

你会相信，那里面演出的一定是一个寓言而不是一场战争。这个寓言一定不是幼稚的而是哲理的、高深莫测的，一定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在执导。它厚厚的大门，被缓缓撑起，那只著名的巨大蜘蛛，便骨骨节节爬出来，又犹豫着，在水边暂停。这，只是一个序幕。

夜晚，古根海姆博物馆，城堡打开，那只蜘蛛，在骨骨节节地走出来。

城堡，曾经被上帝的手点拨。那无可比拟的、巨大的形体，分明在点化中曾经扭动。此刻，你能感觉深不可测的静，又觉得其中悄悄必有埋藏，埋藏着难以估量的、预备着的动的张力。这种感觉似曾相识，陌生而又熟悉。

假如有什么人，试图对我说，因为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来自遥远的美洲，因此，这是美洲的幻想落在了毕尔巴鄂，我肯定不会相信。在这里，我清清楚楚看到高迪在西班牙土地上深深扎下的根，看到那久违的、一百年前的高迪播下的种子，在这里发芽和生长，看到一百年前，“九八”一代的西班牙之梦，在变幻出一个莫名的、未来的形象。它无可名状。可是，毫无疑问，它披上了西班牙全部的色彩，美得令人惊艳。

这是全世界古根海姆系列中，最精彩的一个美术馆。二十世纪最光彩夺目的建筑，落在毕尔巴鄂，一定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在第二天白天，又去了一次古根海姆。为看毕加索的两幅早期油画，人们排着长蛇阵。毕加索是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人，2003年，在他的家乡马拉加，终于也建立了毕加索美术馆，展品是家属的捐赠。排着队，百无聊赖。我抬起头，不断在看古根海姆变动的内部空间。室内不准拍照，我却一点不觉得遗憾。

我久久留在那昨夜的古根海姆印象中，并不认为现在身居其中的那个空间，就是昨夜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同一个古根海姆，我要把这印象带走。我甚至很庆幸，我们是深夜来的，城堡没有迎我们进去。它只给我们放出了那只大蜘蛛。

寓言永远留在城堡里，谜底没有泄露。

排着队，看着周围在默默移动的人们，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我们读过报道，自从古根海姆建成，毕尔巴鄂一举成名。现在是旅游淡季，各地的旅馆都松下来，我们在毕尔巴鄂意外地差点住不上，是因为撞上了西班牙国庆节的长假期。那么，我们周围的人，应该有很多是西班牙人。在国庆节，他们选择来毕尔巴鄂，看看他们向往已久的古根海姆。

巴斯克以外的西班牙人，相对于毕尔巴鄂，都算南方人。他们来到这里，排着队来看南方人毕加索的画。一生大半在法国、死在法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毕加索，他是法国人？西班牙人？马拉加人？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毕加索，相遇时我们说，哦，毕加索！看到一张好画的惊喜瞬间，我们并不关心他是出生在马拉加，还是出生在毕尔巴鄂；我们不关心他是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如同在夜晚，我们走到古根海姆孤堡前，小心翼翼地钻到大蜘蛛的下面，坐在那里，这时的世界里，不会有巴斯克和西班牙的纠纷。

古根海姆博物馆

有时候，人只是凭一种感觉。到过今天的马德里、巴塞罗那、安达卢西亚，也到过毕尔巴鄂、格尔尼卡，还有贴着“埃塔”集会通告的小山村伊利扎德后，看得出他们把一切做好还需要时间，可是我们再不会以为，西班牙王国会变得分裂。几十年来他们在相互走近，而不是渐行渐远。因为，现在他们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他们的心态是开放的、热烈的、日渐轻松的。他们在对话，那不只是政治对话，他们一起为加泰罗尼亚的高迪和米罗骄傲，一起为马拉加的毕加索骄傲，一起为巴斯克的古根海姆骄傲。他们最终一定会发现，原来他们一起在为西班牙骄傲。

西班牙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两个字，在西班牙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那不是一个封闭民族虚妄的傲慢，那是经过八面来风而终于获得的定力。有来自罗马的人，在西班牙建造的神庙里，奏响古乐；有来自莱茵河的哥特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纵马驰骋；有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王宫里，让泉水淙淙低吟；有来自法国的建筑师和石匠，在西班牙设计的哥特式教堂里，让圣坛下传出轻轻的祈祷声；有全世界的人，如我们一样，背着行囊，在西班牙大街小巷、山川河流上留下足迹。

还有，在那古老的谱系下，高贵的西班牙国王面对民众，表现的却是谦卑；而获得自由的西班牙人，微微低下头，却高高挺起胸膛，胸前的纽扣，一闪一亮。

眼前，毕尔巴鄂河，在静静流淌。

在河中，是古根海姆浪漫的身影。伴随它的，是一轮西班牙的银色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