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话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扳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的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桔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