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话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