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庚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书《工作颂歌》（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近距离冷眼观察当代职业的种种景况。

工作占去一个人一生中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大部分美好时光。的确，除去少数“出生时嘴里即含着银汤匙”的幸运儿，为了生存下去便要工作，这是地球人都明白的常识。“境由心生”，倘若有一良好心态，不仅仅将工作视作眼下谋生的手段和未来养老的保障，而且还在平凡的体力脑力劳作中发掘出意义或意趣、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人们就完全可以从工作的过程和结果中找到极大的乐趣。除维持生命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以外，马斯洛的人本主义人格发展理论的其余5个层次的需求均与工作有关联，诸如隶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主体的主观感受实为自由人处世的唯一评判标准，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得其乐”。曾经饱受磨难、从事过多种工作的高尔基亦认同此种主观感受：“工作是快乐时，人生便是幸福。工作是义务时，人生便是苦役。”

工作也即生活，这就是《工作颂歌》的启示。

在某种程度上，德波顿的新书可看做是18世纪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1759年）的“互文”。伏尔泰批判盲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世远非完美，“黄金国”亦非乐土，因此借主人公康迪德之口说出为许多人认同的大实话：“还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

250年岁月匆匆流逝，如水、如梭、如青山之巅的浮云，一如伏尔泰，德波顿亦对工作寄予深情，只是视角已有些许改变，他着眼于工作带来的种种“喜悦与悲哀”。

在德波顿这里，工作以及具有“副业”性质的业余爱好虽然极具挑战性，有挫折、有艰辛，却是人生最享受、最持久、最有益的乐趣，而且与资产阶级的、新教伦理的看问题角度大相径庭。

“工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气泡、让我们置身于其中，去使人生臻于完美。”

显得很颓废的诗人波德莱尔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考虑过所有因素后，人们发现，与取乐相比工作并不那么枯燥乏味。”

伏尔泰的康迪德认为工作可以使人免除无聊、罪恶和匮乏三大恶事，德波顿则发现工作还有鸦片烟之于瘾君子的功用：“倘若还有等待完成的工作，人便很难惦记着死亡……”

他承认，人类对工作的热情是一种“……盲目的意志力，同一只蛾子艰难地爬过窗台一样感人至深。这只蛾子在匆匆掠过的油漆刷子留下的一团油漆前绕行，不愿去细想更宏大的未来规划，其中也包括它自己将在午夜到来之前死去”。

这令我们想起2000多年前，餐风宿露、历尽艰辛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的孔子的自我定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书评家凯莱布认为德波顿在书中乐此不疲地取笑劳作者就像关在围栏里的犯人一般，有失忠厚。德波顿自己曾辩解说，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介绍很少有人以艺术手法去表现，却有时很吃力、很令人沮丧的工作。“我从码头上那些人那儿得到启示，想写一本书赞美现代工作场所体现的睿智、特性、美好与丑陋的一切。”其实他只是表现出英国人的气质而已：幽默，有时甚至尖酸刻薄；优越，有时甚至有几分狂妄自大。譬如他揶揄一位四十多岁、有志于在自己出生的村庄里开一家茶馆的公司女雇员的创业计划：“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你能流利地宣称‘我能移动大山’。”

第五章中对火箭发射后一位主持人的细致描写亦入木三分：

唯一情绪平静如常的人便是那位香港电视主持人，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将盘里的虾拨来拨去。她无力地微笑着说发射令人失望，还说她已开始自己的倒计时、盼着回到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公寓里去。她唯我独尊的意识受到伤害，大概因此感到不快。唯一使她愉快的话题似乎是蚊子。虽然别人讲述挨蚊子叮咬的故事如同复述做过的梦一般乏味，她却大肆详谈如何在发射时被蚊子吞噬，还把脚踝亮出来给大家瞧，试图借如此多的小生物对她发生兴趣最终证明她的魅力锐不可当。那时我才意识到，真的有人会吃一枚火箭的醋。

作者对工作与人生之间关系的表述严谨而富于哲理，令读者感悟到一位当代哲人的睿智；然而在谈到业余消遣时作者展示出真率自然、怀有诗人般的赤子之心的另一面。他细致描写处于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人们匪夷所思的种种业余消遣以及所带来的乐趣：譬如有人傻站在雨里呆呆地望着一艘货船、猜测它再度起锚后将要驶向何处；有一位高压输电线塔鉴赏协会的成员伊恩，乐此不疲地利用闲暇时间沿着高压输电线路跋涉；又有一位邮局职员泰勒，花费几年时间躺在东英吉利亚的一块麦田里为一棵橡树“画像”。这类消遣完全不同于国人熟悉并予以广泛、深度认同的休闲方式：品茗饮酒、吟诗作赋、绘画习字、抚琴吹箫、出门旅游、侍弄花草、养猫养狗、下棋打牌、垒方城看电视侃大山睡懒觉……在我们看来，德波顿在书中仔细描写的这类爱好消遣性不强，甚至有点“冒傻气”。

由于古老的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使中国人不得不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艰苦劳作，所以他们仍习惯“偷得浮生半日闲”式的娱乐方式。林语堂说过，中国人是“伟大的悠闲者”，而“时间之所以有用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

早已享受到工业革命果实的西方人士对于闲暇和如何利用闲暇的看法却与中国人不同。英国艺术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认为，只有当消遣是积极的、消遣者亲身参与的活动时，它才能被称作游乐、才是一种对闲暇的正常支配。因此，“一个人的职业或工作往往是另一个人的娱乐或游乐……既然我们的所有时间都必需为这种或那种活动所占据，那么工作与游乐之间的区分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我们提到游乐时所指的也不过只是职业的转换。我们从一种活动形式转到另一种……”可以想见，正是对“闲暇”的恐惧使那位邮局职员成为业余画家。

工作也即生活，包括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即业余消遣。

德波顿有“英伦才子”之美称，少年老成，行文颇有古风。他善于观察生活，见微知著，遂以十分犀利的笔触信手拈来，自然、风趣、耐人寻味。窃以为德波顿成功的秘诀在于集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文采、哲学家的理性思辨和睿智、社会学家的深邃洞察力和批判意识以及传统意义上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于一身，博闻强记，因而可以汪洋恣肆、挥洒自如。

泰勒的努力令作者联想到艺术荡涤人的心灵的作用：

伟大的艺术作品有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特质。它们会使人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譬如在一个无风、炎热的夏日下午，一棵橡树给人带来凉爽的树影，或是初秋金棕色的树叶，或是在火车上瞥见的、忧郁的灰暗天空衬托下一棵枝叶光秃的树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悲伤。与此同时，绘画似乎还能够唤醒某些已被忘却的心灵中的往事，让人在冥冥之中再度联想到它们。这些树或许会蓦然唤醒我们未曾说出的诉求，而在夏日天空那一层薄雾中，我们再度看到正值翩翩少年时的自己。

译者在工作中遇到二十余处不能确定的疑惑或无法解决的困难，曾经通过电子邮件请作者本人解答疑难。译者必须说明，德波顿先生并不主张在译本中过多添加译者注释，唯恐注释会干扰甚至误导读者的解读，因此译者在付梓前已将译注数量削减至方便读者阅读之最低限度，译者在此衷心感谢德波顿先生的慷慨帮助。

译者在以往的译事中甚少有过翻译此类文体的经验，倘有疏漏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教。

2009年12月1日于兰州大学梦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