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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即将结束之际，我遇到一位研发以太阳能为能源的电动机车的发明家，他对我说，谈论现代工作的随笔如果只涉及那些正统、成熟领域内已享有盛誉的行业是不全面的。他督促我考虑考虑那一大批企业家，他们中有许多人待在短期出租的办公室里、坐在二手办公桌前工作，只有一个商标和一张名片能够证明自己是合法经营者。他们每年都有不为人知的发明和服务问世，以期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遵从他的建议，几个月后，我来到位于伦敦西北部的一个会展中心参加一年一度、旨在把小企业介绍给潜在投资者的展览。那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地区。从利比亚到新西兰的200多家企业在场内租了展位，而且可以享受邻近的贝斯特未斯特酒店的打折房价。

你能想到的每一经济部门内都有人提出新建议，诸如用于牛群放牧的卫星跟踪系统、寻找打丢了的高尔夫球的手提雷达设备、可充气的战地外科手术室、为打鼾夫妻设计的高密度耳塞，以及为眼镜商定制的礼券分发方案。很多公司都在重新思考生成能源和淡水的途径。3个瑞典人带来了一个用鸡粪做能源的发电站缩尺模型，还有全世界粪便总吨位统计数字支撑他们的理论。进门处，有一群精神治疗医生在展示他们的计划，预备为乘飞机长途旅行的高管提供心理咨询。

这些人提出的建议范围很广，说明资本主义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我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消费社会后期，其实在后人看来，当代最成熟的经济体制仍很原始，就像我们判断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状况一样。去除体味的除臭剂问世仅有80年，用遥控器开关的车库门出现不过35年。直到最近5年，外科医生们才研究出安全切除肾上腺肿瘤的方法，在心脏中植入主动脉瓣膜。我们仍在等待电脑帮我们确定可以与之结婚的意中人、让扫描设备替我们找回丢失的钥匙、寻找消灭家中蛀虫的可靠方法，还要等待能使我们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研制出来。无数新行业是消除低效、满足人们希望的潜在力量。商业机制的无限发展前景是使人们的心愿得以实现的最有意义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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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阅出席者名录，产生特别想见到穆赫辛·巴赫马尼的愿望。此人是伊朗人，发明了一双可在水上行走的鞋子。每只鞋里有一块纺锤形状的玻璃纤维，配有微型外置发动机，人穿上它每小时可行走15公里，不过同时还需要用合适的滑雪杖保持平衡。巴赫马尼已花费5年时间去完善他的产品，在里海度假城市马哈茂达巴德他母亲家附近做过试验，他预计产品在娱乐和军事市场上会有销路。

通过电子邮件，我们两人商定在国际会议中心对面的一家“必胜客”里一起吃午饭。刚刚点了蒜蓉面包和一瓶苏打水，我便得到消息，说巴赫马尼在希思罗机场被拘留了。他们怀疑他企图运进制造炸弹的设备，已把他带到豪恩斯洛的一家移民中心问话。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他的同事，穆罕默德·肖拉比，一位科学家。他的老派礼仪、字正腔圆的英语和粗花呢西装无一不令人想到这是一个崇尚英国做派的人。这样的人现在已不多见，除非是仅限于或完全通过前现代时期文学作品与联合王国有过交往的人士。肖拉比告诉我，他还是想法子把巴赫马尼的促销小册子运进来了，把它们摆在他的展位对面。他俩是发明家协会的同事，这是伊朗的卡塔米总统在德黑兰建立的研究组织，希望借此将伊朗变为一个发明中心。包括鞋子在内，这个协会有5件产品在交易会上展出。

此时已是1∶30，我知道肖拉比一定花了很大气力才找到我，于是我请他同我一道吃午饭。我们点了几只超级至尊，边吃边谈肖拉比本人的发明。那是一种防止汽车和摩托车相撞的系统，这项发明依据他名之为对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错误的探讨，将重物和滑轮绑在摩托车前轮或汽车挡泥板上。肖拉比对我解释他的公司的广告语的意思：“不会再有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说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是从《德黑兰时报》上撕下来的，上面有关于这种设备装在一辆吉普车上、在米亚内一个伊朗陆军基地试验成功的报道。底下还有一则与此无关的消息，说的是伊朗国家滑雪队的一位名叫侯赛因·萨维赫-希姆沙基的队员在土耳其举行的障碍滑雪赛中的一次冲线。肖拉比觉得遗憾，由于出口限制，他无法把一部用于演示的汽车运到伦敦来，不过他还是邀请我午饭后去逛他的展位，参观他想法带来的一辆儿童自行车。他说，这辆自行车可以充分说明他的发明的原理。待回到展厅里，他迫不及待地跨上这辆自行车在铺着地毯的走道里来回骑行，他的身躯笨拙地伏在一辆极小的车上，使我联想起我童年时代的高把拱起式自行车。与此同时，他语速很快地谈起安全行车以及对他的发明的抵制。他认为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所有主要西方汽车制造商都在参与抵制。起初他的英语发音还算清晰，随即越来越难听懂。

在与伊朗人隔着几个展位之处，我遇到卡罗琳·奥克利。她是一位从肯特来的年轻母亲，也是压缩“脆薯块”的发明者。每一“脆薯块”中装有12厘米长的灰色炸薯片，数量与寻常的25克袋装炸薯片相同，紧紧挤压成油腻腻的一块。以前在吃她喜欢的零食时必须用上两只手，奥克利有些嫌麻烦，于是，她就想到了这个主意。她很自信，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合适的投资商，“脆薯块”会像同类谷物食品一样，成为无处不在的小食品。她仅有一个自制的样品，参观者可以触摸，她在一边讲解压缩成块的“脆薯片”与散装在袋子里的薯片相比有哪些显著优点，比如容易放进孩子们的午餐盒里、在厨房橱柜里占的空间较小、过圣诞节时可以塑成松树形、过情人节时又可以塑为心形。销售成品则是奥克利的男朋友的任务。这个热情的年轻人对女朋友的天才十分崇拜，他强迫我从样品上咬下一块品尝，并要我拿一份资料回去。我试图回想还有哪些生活消费品会占用充气货柜里的宝贵空间，而且有一天会因压缩成为棍状而获益，但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我又想到，躲在压缩“脆薯块”后面的这一对恋人或许会从这一企业家生涯的最佳状态中体面地退出，他们会规避邻居好心却在无意中伤害他们的询问，到老年再回头审视发明压缩“脆薯块”的经历，那时塞满阁楼一角、与孩子们弃于一边的玩具做伴的一箱营销材料便成为唯一的纪念品。

企业家精神似乎完全在于一种感觉，即现存秩序不可靠、只是怯懦地展示可能实现的前景。在企业家们看来，无法做成某些事、无法生产出某些产品既不是正当的也不是必然的，只是说明人们有从众心理和缺乏想象力。不过这种情形也要求他们培养自己讲求实际的精神，领悟难以把握的金融和法律现实，同时对别人究竟是怎样的人有明确的认识。这一领域要求他们必须艰难地将想象力与现实态度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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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没有多少人能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又看到这么多人受到鼓励去尝试创业，我尤其感到不祥。这个交易会如此受欢迎，而且得到地方当局和政府机构的大力倡导，这说明创办一种新行业的想法与现代的成功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借助具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令人羡慕的生平传记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舆论对他们不那么能干的同事的破产和常常发生的自杀事件的相对缄默。新创业的公司对当代人的理想至关重要，与为死者灵魂祈祷的仪式或维护女性的童贞在中世纪我们祖先的价值观中的地位相差无几。

事实上，我们达到资本主义社会顶点的可能性比4个世纪以前人们被接纳进入法国贵族阶层的几率高不了多少。至少在贵族时代社会更加直率，因此对各种机会也更加宽容。它不会无情地拿炸薯条大做文章，渲染说所有关注其发展前景的人都有机会，因此也不会残酷地将寻常的人生与失败的人生加以比较。

我们的时代荒谬地将例外视为规则。一位在新兴行业里投资、脸上带着嘲讽神气的资本家使我明白改换门庭、切实取得商业成功的统计概率。他来交易会上看看，这样当天可以不去办公室，并没有别的目的。他说他会立即扔掉每年收到的2000多份创业计划中的1950份，以后再仔细读剩下的50份，最后在10份中投入资金。5年内这10家企业中有4家会破产，其余4家会陷入所谓收益低的“垃圾场循环周期”，只有两家会获得可观的回报，使他的企业得以维持下去。这种前景注定会使99.9%期待成功的人士失望。

虽然企业家的活动会导致资金和希望完全毁灭，其中亦有一种悲壮的美。受到一份曲意迎合的创业计划激发的乐观主义的鼓舞，人们会在匆忙中把几十年来通过平凡的工作耐心积攒下来的钱转到某一当时他觉得值得信赖的总裁手上，这位总裁会迫不及待地点燃烧钱的柴堆，在辉煌却又基本无足轻重的烈焰中把它烧光。

几乎所有来参展的人都注定会让自己面对面地撞上兴办成功企业的悬崖而完全失败。比方说保罗·诺兰，他设计了一种装在浴缸底下、可以翻出来的搁物架，用于摆放清洁用品和化妆品。还有爱德华·范诺德，阿姆斯特丹一家酒馆的老板，他花光一生的积蓄研制出“瞬间灭火器”，一种一次性灭火装置，不过这种装置在实际生活中使用价值有限。他们只是众多来参加交易会的发明家中的两位，终究有一天，这些发明家会被迫回到更合适的实现人生抱负的道路上来。

虽然如此，这些企业家们亦应受到颂扬，因为他们表现出人性中值得尊敬的执拗一面。在其他场合下，这种执拗会使我们不受别人威逼便主动与某女士结婚，或者表现得大无畏，仿佛死亡并不一定必然到来。他们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喜爱令人兴奋的事情和灾难甚于无聊的度日和平安。

午后，我顺道参加了英国发明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一个会员正在介绍研制一部安放在火车站里的除臭剂发放机的想法。想到这个主意的原因是，他和其他乘车上下班的人来往于拥挤的站台上时不免会大量出汗。该协会会员一致认为，当今世界的组织运作方式并未发挥出它的全部潜能。他们惯于仔细审视自己的家中和周围环境，看看有没有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东西，譬如口封不牢的垃圾袋，午餐盒太硬、不易清洗。研究停车标志能否予以改造，在车子快碰上它们时自动缩进去。虽然我从未发明过什么东西，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再加上午饭时要的几杯葡萄酒发挥了效力，我觉得自己也可以拿出一些涉及各个行业的实验性的想法与大家分享，均是世界经济中至今缺失的。其中包括组建一种新型度假公司，带游客去参观工业基地而不是博物馆；我还想建立一些非宗教性质的连锁小教堂，让无神论者到那里去满足自己迷乱的信仰渴求；我要创办一种新型餐馆，它以指导食客们怎样才能谈话得体、如何交友为主，而不仅仅提供饮食。即使在这些思想十分解放的发明家当中，我提出的项目只是招来一阵令自己不安的沉默。

人们常说，随便哪一个傻瓜都会想到一个好主意，却只有几个伟人能够依靠这个主意开创一番有利可图的事业。英国发明家协会的会员们似乎将这个直率的说法颠倒过来，这在一个作家眼里倒是快事，作家天生更适合想主意，却不知该拿这些主意做什么。这些发明家将企业家的明确想法予以升华，使之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人们强迫他们用风险资本的务实语言说明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天性本是乌托邦式的思想家，决意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每次改造一部除臭剂发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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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一些据说有企业家眼光的发言者应邀对代表发表讲话。特雷弗·思韦特是一位公务员，他的演讲题目为“如何将一个珍贵的想法变成一大笔钱”。这个题目欠考虑，无法遮掩深藏在主题之下的焦虑。他有三位听众，其中之一是一个马来西亚人，他发明了一只袖珍避雷器。

进行到议程最后一项时会场上变得甚为活跃，一位著名苏格兰实业家大驾光临交易会，大家都简单地称他鲍勃爵士。鲍勃爵士在40年的经商生涯中积攒了10亿英镑，他计划把这笔钱全部捐给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部分用心是教导两个儿子懂得金钱的价值。鲍勃爵士起初是做浴室瓷砖生意的。16岁时他只是一个早熟的水管工学徒，却已认识到这个行业有多么冷酷无情。后来他建立了连锁店，出售8000余种瓷砖，这些瓷砖是在罗马尼亚的一家工厂里生产的，其价格只是英国零售价的零头。经理们与顾客高声谈话的声音在这些光线昏暗的瓷砖大卖场里回荡，他们总会给顾客一些折扣，最终敲响了从阿伯丁到圣艾夫斯所有小瓷砖商人的丧钟，然而在公众心目中，他们却与许多令人心情暴躁的下雨的周末失败的室内再装修工程联系在一起。鲍勃爵士王冠上的另一颗宝石是连锁体育馆，新年后的两个星期里它们赚到了最大的一笔钱，对象是那些被自己臃肿身材的数据搞得心烦意乱、顾不上阅读关于如何惩罚违规会员的附属细则的人。接着，与此相匹配的是遍布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为鲍勃爵士称之为“大块头女士”开设的50家餐饮店。如今他的兴趣甚广，分布于从医疗保健到财务服务的各个领域之内。他在丹麦拥有十几座高速公路上的桥梁，在阿尔巴尼亚有一家水泥厂。

英国发明家协会的会长负责向与会者介绍鲍勃爵士，但是他好心办坏事，先抛开主题长篇大论地谈起他最近去巴利阿里群岛

旅行的见闻以及他儿子婚礼的详细安排，最后才不慌不忙地谈到他和其他组织者能请到鲍勃爵士是多么荣幸。鲍勃爵士站在他身边，足蹬一双厚底鞋，表情凝重，这篇溢美之词没完没了地说下去，鲍勃爵士显得无动于衷，对接受邀请并不感到那么荣幸。

最后，终于轮到身高1.5米的鲍勃爵士接过麦克风讲话，他的语气近乎恼怒，而他的演讲题目“我们当中的企业家”，是听众原本没有料到的。他先发表一通带苏格兰口音的、咬字清晰、夹杂着骂人话的长篇大论，大肆攻击官僚们、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一事无成的人、不劳而获者、信托投资者以及税务稽查员，之后转而论及他的职业生涯教会他的有关赚钱艺术的10件事。遗憾的是，他列举的事例陈腐不堪。这也许是因为他要保守真正的秘诀，把它们带到坟墓里去，把他的钱送到希尔黑德去，也许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个格拉斯哥失业码头工人的儿子如何、因何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因此，他只是提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才能，如何从机场书报摊上淘来的商业书籍中学会经商。

鲍勃爵士的演说十分雄辩，他的过人之处还表现在对周围环境的焦虑不安。他以毫不留情地挑别人的错、指责别人平庸而闻名于世。这似乎在暗示，从本质上看，人的智慧不过只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高超能力。他承认自己不信任雇员和转包商，总要坚持亲手在他所有公司的来往票据上签字，还养成一种每晚熬夜仔细审查大批电子数据表的习惯。在发明“瞬间灭火器”的爱德华·范诺德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房子里早已安详入睡以后，他一定仍在忙碌。

我们往往认为人的品质应当前后一致，我们应该表现得既美丽又深沉、既警觉又轻松、既才华横溢又平实稳健。很明白的一点是，鲍勃爵士的成功和精力固然令人钦佩，但是做他的妻儿一定不会令人高兴。

至少鲍勃爵士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讲究民主的人。无论谈到哪一种生意，他都拒绝接受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成功的想法。他从事过的各种工作使他对事情如何运作特别敏锐，不再受天真的、孩子气的视野局限，而我们大多数人仍以这种观点观察世界。他认为，包围这些金融和工业人造庞然大物的并不是遥远或令人费解的程序的产物，而我们却常常以为它们像地球上的自然特征一样，是必然会现身的，诸如仓库、购物中心、控制塔、银行和度假胜地。他认为这些都是有点像他这样的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坚忍不拔、勤奋工作，认为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由自己左右。他懂得各种因素如何聚在一起发生作用，懂得如何为一家超市融资、着手建一座52层的摩天大楼。他知道哪一个律师能帮他把一座石油平台弄到手、如何与澳大利亚政府谈判买下新南威尔士州的私立学校。他可以遥望一片景物、确信那不是神造的，而是多少有点像他这样的人造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他是一位真正的成年人。

讲演结束后鲍勃爵士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一个看起来像学生的人抓住机会站起来问鲍勃爵士为何决定把财产捐给一个大学图书馆。根据鲍勃爵士极短的回答判断，这个问题不是使他恼怒便是令他觉得无聊。他的超脱促使我想起历史上许多巨头的态度，他们花费毕生精力在世界各地掠夺，烦扰他们的下人，却在临死时悄然放弃抢来的财富，把它们捐给基金会。直到今日，他们的财富仍在向被某种强烈愿望萦绕的穷人散钱，这些人想写研究亚述陶器的专著或演奏巴松管。这些巨头们似乎最终意识到自己没有别的抉择，只能放弃野心和贪婪，临死做个按常理判断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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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企业家聚会后，我立即觉得受到了鼓舞、经受了锻炼。我明白自己其实赞赏一些幻想家的想法，比如穆赫辛·巴赫马尼发明的可在水上行走的鞋子，他那个稚气的工作试图振作精神、开发被主流企业忽略的产品。我同样也欣赏这些精力充沛的男人和女人钻研的广度，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不易达到，因为他们显然对人们如何在一些事情上作出决定有误解，如怎样渡过一个湖泊、怎样吃薯片、如何在浴室里存放东西或扑灭火。这些人是在写自己的故事，用某种当代小说的形式写创业计划，而且还添了一些人物进去、赋予他们完全难以置信的性格。这种疏忽最终会受到惩罚，倒不会被某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尖刻评论抨击，而是因此失去客户、立即失败。

相比之下，鲍勃爵士对人心理的把握是无懈可击的。他了解人们都喜爱在宽敞的停车场、显著位置上看到推销打折浴室用具的广告，他知道我们一旦摸到自己的大腿有多么粗壮便会惊慌失措，不过也知道看到价格便宜的香肠时我们会变得多么贪婪（几年前，他的公司刚刚得到一家以汉堡包为主的快餐连锁店“金色煎香肠”的股份，收益颇丰）。尽管他深谙世事，谈到要弄清楚自己暴虐脾气中的深意时，鲍勃爵士却表现得很懒，对别人没有耐心。对积累财富的总体目的，他仅仅表现出转瞬即逝的兴趣，而且显然不愿意研究商业是否能够凭借自身力量造福社会，只是以嘲讽的口气将这一使命交给伪善而且怯懦的慈善团体。

虽然如此，你若在想象中将幻想家们和鲍勃爵士的长处结合起来便得到了一个理想企业家的形象。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性格的明智结合将使此人成功，不仅在于审时度势，也在于能够应对来自官僚机构和财政方面的挑战。以制度形式将自己的需要确定下来，并以理论永远不能企及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

实情是，理想并不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生活中的各种生动例子表明企业家们成功地建立了富于革新精神的学校和有开拓意识的政治组织，开创了新形式的社区，开发出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技术。我意识到自己深深钦佩他们，每当我借助传媒获悉或聚会时听老朋友讲起（甚至以其他更间接的方式）他们的业绩，这些业绩总会打动我，令我不时陷入羡慕和自愧不如的心境中。与我不同，这些有进取心的人不会一听到要交纳营业税或查验雇员分类账便逃回梦想之中，他们想法战胜资金、法律和人员方面的挑战，最终使自己的异想天开的主意变成赢利的客观实在。这些精英人物与纯粹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两类人的关系犹如自己开餐馆的厨师与写作烹饪学的作者之间的关系。

若要为在公众场合里做出平庸的表白、承认自己羡慕这些人找借口，那就是在此情形下，我的感情大约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有多得出奇的人（即那些有待成为真我的人）在私下里总会表述自己的意见，憧憬我们即将创办的各种事业如何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处于更一厢情愿的心境时，我们甚至会在沉思默想中考虑到细节，比如店门口的遮阳篷应是怎样的，为新业务做的广告该如何措辞。这些愉悦的、全身心投入的白日梦源于我们的某些气质，早在儿童时期，这些气质便使我们在厨房角落里乐此不疲地玩起了开杂货店的游戏，或在花园里的一个纸盒子里开旅馆。人身上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持久冲动，要以创办企业的形式表现藏在心底的热情，实现抱负。

我发誓，来年我还会来参加交易会，带上我自己发明的、可在水上行走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