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读书治学篇 漫谈古书今译

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民族情绪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大公无私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则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想求得人类的共同进步,必须弘扬世界优秀文化。想弘扬世界优秀文化,必须在弘扬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重点突出中华文化。不这样做,必将事倍而功半,南辕而北辙。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其道多端,古书今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赞成古书今译。

但是,我认为,古书今译应该有个限度。

什么叫“限度”呢?简单明了地说,有的古书可以今译,有的难于今译,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

今译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原文的内容含义尽可能忠实地译为白话文,以利于人民大众阅读。这一点做起来,尽管也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有一些书,只译出内容含义,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也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古书,除了内容含义之外,还有属于形式范畴的文采之类,这里面包括遣词、造句、词藻、修饰等等。要想把这些东西译出来,却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古书中,文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文学作品来说,不管内容含义多么深刻,如果没有文采,在艺术性上站不住,也是不能感动人的,也或许就根本传不下来,例如《诗经》、《楚辞》,汉魏晋南北朝的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只抽出思想加以今译,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古人阅读古书,是既注意到内容,也注意到形式的,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讲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面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东西,也有艺术修辞方面的东西。韩昌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观察,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观察也包含着他对古书的要求。他观察到的艺术修辞方面的东西,文章风格方面的东西,是难以今译的。如果把王维、孟浩然等的只有短短二十个字的绝句译成白话文,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意境呢?至于原诗的音乐性,更是无法翻译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限度”。不承认这个限度是不行的。

今译并不是对每一个读者都适合的。对于一般读者,他们只需要懂得古书的内容,读了今译,就能满足需要了。但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读者,特别是一些专门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语言,还是研究哲学、宗教,则一定要读原文,绝不能轻信今译。某些只靠今译做学问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怀疑吗?

西方也有今译,他们好像是叫做“现代化”,比如英国大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有现代化的本子。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他们古书不太多,可能没有这个需要。

中国古代翻经大师鸠摩罗什有几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我认为,这几句话是讲得极其中肯、极其形象的,值得我们好好玩味。

总之,我赞成今译,但必有限度,不能一哄而起,动辄今译。我们千万不要做嚼饭与人,令人呕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