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场·不是批评 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