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望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呢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青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宗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六月三十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一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地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九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荚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荚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