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回望 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让我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