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国粹 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当时,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中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暴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运动期间,全国一共涌现了近百个各种名目的学会,无论哪一个都不及“不缠足会”那样红火且持久。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虽说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没什么人响应,但他对女人脚的重视可见一斑。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在《时务报》耸动天下洛阳纸贵的时候,金贵的版面上常有“不缠足”的话题。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有些童生甚至连自家的考具上也贴上了“不缠足会”字样,考试都不忘为女人放足。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事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了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娘子军的说法虽然自古就有,花木兰的形象尽人皆知,但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仗毕竟还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国难,也轮不上女人“援桴而来”。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当年,西方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直到今天,还会有美国人问中国来的学生,你们那里的女孩子还裹脚吗?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的。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了这种“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令国人欲辩还休。毕竟,像辜鸿铭那样强夸小脚的厚脸皮还不多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毕竟中国男人也是人,不仅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恶俗表示不满,对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莲”癖的人,其实也知道缠足的过程相当残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的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