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考据 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

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在那个盛世,伟大领袖的像章,成了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除了特别的穷乡僻壤,谁家没几个乃至上百个像章呢?记得那个年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们,经常被人挂满了像章,有时甚至几层。——在衣服上挂上布片,再往上别像章。有的像章有脸盆大,有的是金子或者稀有金属做的。至于把像章生生别在肉上,弄得鲜血淋漓,也不算是什么稀罕事。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戴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戴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戴。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部下,每人一个,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处治。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件让收藏旧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人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败了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章,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因为这两个小老鼠,后来居然拖出了那么大的木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箕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