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画，是刘海粟先生的《六牛图》。

“像我们一家。”爸爸常对我说：“你妈和我是那两头老的，生了你们四头小的，转过屁股不望人的那头是你，因为你从来不听管教。”

“你更像一匹野马，驯服不了的那一匹，宁愿死。”妈妈也常那么骂我。

“他的反抗，是不出声的。”哥哥加了一句。

“没有一间学校关得住他。”姐姐是校长，口中常挂着学校两个字。

我自认并不是什么反叛青年，但是不喜欢上学，倒是真的。并非我觉得学校有什么问题，是制度不好，老师不好。喜欢的学科，还是喜欢的。

对于学校的记忆，愉快的没有几件。最讨厌的是放假，和放完假又做不完的假期作业。

大楷小楷，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写呢？每次都是到最后几天才画符，大楷还容易，大字小字最好写，画笔少嘛。但那上百页的小楷，就算给你写满一二三，也写得半死。每次都是担心交不出作业而做噩梦，值得吗？我常问自己：有一天，发生了兴趣，一定写得好，为什么学校非强迫我做不可？这种事，后来也证实我没错。

数学也是令我讨厌学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乘数表有用，我一下子学会，但是几何代数，什么sin和cos，学来干吗？我又不想当数学家，一点用处也没有。看到一把计算尺，就知道今后一定有一个机器，一按钮就知道答案，我死也不肯浪费这种时间。

好了，制度有它的一套来管制你：数学不及格，就不能升级。我也有自己一套来对抗，不升级就不升级，谁怕了你了？

我那么有把握，都是因为我妈妈也是校长，从前没有ICAC（香港廉政公署），学校和学校之间都有人情讲，我妈认识我读的学校的校长，请一顿饭，升了一年。到第二年，校长说不能再帮忙了，妈妈就让我转到另一家她认识的校长的学校去。校长认识校长，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在一个地方读书，都是留学。不，不是留学，而是流学，一间学校流到另一间学校去，屈指一算，我流过的学校的确不少。

除了流学，我还喜欢旷课，从小就学会装肚子痛，不肯上学，躲在被窝里看《三国》和《水浒》，当年还没有金庸，否则一定假患癌症。

装病的代价是吃药，一病了妈就拉我去同济医院后面的“杏生堂”把脉抓药，一大碗一大碗又黑又苦的液体吞进肚里。还好是中药，没什么副作用。

长大了，连病也不肯假了，干脆逃学去看电影，一看数场，把城市中放映的戏都看干净为止。爸又是干电影的，我常冒认他的签名开戏票，要看哪一家都行。

校服又是我最讨厌的一种服装。我们已长得那么高大，还要穿短裤上学，上衣有五个铜扣，洗完了穿上一颗颗换，麻烦到极点，又有一个三角形的徽章，每次都被它的尖角刺痛，还不早点流学？

那么讨厌学校的人，竟然去读两间学校。

早上我上中文学校，下午上英语学校，那是我爱看西片，字幕满足不了我，自愿去读英文。但英语学校的美术课老师很差，中文学校的刘抗先生画的粉彩画让我着迷，一有时间就跑到他的画室去学，结果我替一位叫王蕊的同学画的那幅粉彩给学校拿去挂在大堂的墙壁上，数十年后再去找，已看不到；幸好我替弟弟画的那张还在，如今挂在他房间里。

体育更是逼我流学的另一原因，体育课不及格也没得升级。我最不爱做运动，身高关系，篮球是打得好的，但我也拒绝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和那班四肢发达、没头没脑的家伙在一块，迟早变猪猡。

当年还不知道女人因为荷尔蒙失调，会变成那么古怪的一个人。那个老处女的数学老师，是整个学校最犯人憎恶的。

无端端地留堂，事事针对我。我照样不出声，但一脸的瞧不起你又怎么样，使她受不了。

我们一群被她欺负得忍受不住的同学，团结起来，说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她。

生物课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画的细胞分析图光暗分明，又有立体感，都是贴堂作品，老师喜欢我们，解剖动物做标本的工作，当然交给我们去做。

那天刚好有个同学家的狗患病死去，就拿来做标本，用刀把它开膛，先取出内脏。

再跑去学校食堂，借了厨房炒乌冬一样粗的黄油面，下大量番茄酱，一大包拿回生理课课堂，用个塑胶袋铺在狗体中，再把样子血淋淋的炒面塞进去。

把狗拖到走廊，我们蹲了下来，等老处女走过挖那些像肠子的面来生吞活剥，一口一口吃进肚子，口边沾满红色，瞪着眼睛直望那老处女，像在说下个轮到你。

老处女吓破了胆，从此不见她上课，直到另外一个老处女来代替她为止。